1987年8月，蒋经国的私人医生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的健康隐患早已埋下伏笔，早于1958年，他被确诊患有先天性糖尿病，这种遗传自母亲毛福梅的疾病，如同附骨之疽般纠缠了他三十年。 最初十几年，病情靠药物勉强控制，但进入1980年代，他的身体开始全面溃堤，每日两次胰岛素注射成为常态，手臂布满针孔后，注射部位不得不移至腹部。 更严峻的是并发症的连锁反应：视力因视网膜病变急剧下降，阅读文件需借助放大镜，下肢神经坏死导致行走困难，最终只能依赖轮椅。 医疗团队曾多次警告饮食控制的重要性，但蒋经国对此不以为然，据身边人回忆，他曾对医生直言：“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 这种固执与其政治形象形成微妙对比。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的饮食风格大变，偏嗜高糖高脂食物，官邸厨房常备甜点肉类，医疗团队的血糖监测报告屡屡亮起红灯，这种“口腹之欲”与病体之间的拉锯，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晚年命运悲剧的缩影。 1987年是蒋经国生命的倒计时之年，也是台湾政治的分水岭，8月的血压危机并非孤立事件，此前他的身体已多次发出警报。 例如1982年他在园山活动祭坛前险些跌倒，1986年因心律不齐安装心脏起搏器，但这一次的血压暴跌更具象征意义——它恰好发生在台湾解除长达38年戒严令的关键节点。 彼时的蒋经国，如同在和时间赛跑，他一面推动政治改革，默许民进党成立，一面又要应对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 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加剧了病情：每天密集的会议、巡视、演讲，使得他频繁往返于医院与办公室之间。 1987年10月的“双十节”演讲堪称悲壮一幕：为维持公众形象，他强忍病痛坐轮椅出席，讲稿特意印成10厘米大字，弧形讲台专门设计用于支撑其身体。 全程仅170字的发言，却让在场者清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 蒋经国的医疗过程充满耐人寻味的细节，血压危机后，主治医生姜必宁与程寿山决定将他送往荣民总医院（荣总），这里聚集了包括美籍心脏病专家余南庚在内的顶尖团队。 但现代医学的介入更像是一场延缓而非救治：输血500CC暂稳病情，却无法逆转器官衰竭的趋势。 更隐秘的是，这次急救消息被严格封锁，仅蒋孝勇及极少数医疗成员知情——身体危机与信息管控的同步，折射出威权体制下领导人健康与政治稳定性的捆绑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对治疗的态度矛盾重重，他一面积极配合安装心律调整器、频繁验血（采血部位从耳垂移至手臂又到腹部），另一面却拒绝减少工作量，甚至晚年仍坚持长途视察。 这种矛盾或许源于其政治理念：他曾在生命最后两年加速推动两岸开放，允许老兵返乡探亲，似乎急于在生命终结前完成历史使命。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吐血与昏迷中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是糖尿病并发症，但“七窍流血”的症状引发民间猜测。 无论真相如何，他的去世确实触发连锁反应：李继位、国民党内部权力重组、民进党趁势崛起……而这一切，早已在1987年8月那个血压骤降的早晨埋下伏笔。 回看这段历史，蒋经国的身体如同台湾政治的晴雨表，他的病情恶化曲线，与威权体制的松动轨迹高度重合。 他的医疗团队困境（在尽职救治与政治保密间权衡），则是特殊时代下职业伦理的折射。 或许正如其医疗小组负责人所言：“我们负责控制病情，但历史走向无人能控，”这场医疗危机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挽歌，更是一个时代转型的疼痛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