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录用！” 戴季英出生于1906年2月28日，在湖北红安一个小康家庭长大，早年接受教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1927年，他与同志们在红安县北七里坪重建中共黄安县委，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斗争。同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他担任暴动总指挥部成员兼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领导3万余名农民攻克黄安县城，歼灭敌警备队，捣毁县政府，建立革命政权。这次起义标志着鄂豫边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他代理黄安县委书记和农民暴动总指挥，负责第七军的领导事务。在根据地开创期，他指挥部队多次击退国民党进攻，巩固了革命力量。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他成为省委委员，后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 1933年，戴季英出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与徐海东合作，在鄂豫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多次围剿行动。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他参与重建红二十五军，任政委兼七十四师政治委员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坚持根据地斗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他改任军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面对蒋介石30多个团的进攻，他领导部队每日行军上百里，与敌军周旋，最终北上商洛，突袭荆紫关，打乱敌军部署。抵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务。这些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但也涉及一些整肃运动的执行。 抗战时期，戴季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1938年2月，他与郑位三传达中央指示，指挥支队东进抗日，在合肥一带展开游击。高敬亭事件后，原支队改编，他任新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944年夏，受中央委派，他与王树声赴河南，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员，领导抗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和开封市委书记，负责地方建设。但他对这一安排不满，认为自己在抗战时担任的河南区党委书记相当于省委书记级别。这种不满逐渐积累，导致后续行动。 1951年，戴季英写信给毛主席，列出自己从黄麻起义到长征、抗战的贡献，强调个人功劳，要求升任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同时指责河南省委其他领导存在问题。这一举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挑战集体领导制度。1952年2月，毛主席阅读信件后，批示开除党籍和公职，永不录用。这一决定基于戴季英触碰纪律红线，不仅索要职位，还公开攻击同僚。河南省委于2月12日召开会议，分析信件内容，确认其反党、搞宗派、破坏团结、违反组织原则四条错误。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处分决定，事件传遍全国。这一事件反映了党的纪律严明，对高级干部的要求一视同仁。 戴季英的革命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早年在鄂豫皖根据地，他执行上级整肃命令，导致红二十五军实力受损，部队伤亡增加。抵达陕北后，他参与肃反工作，与朱理治、聂洪钧合作，针对刘志丹等开展行动，但中央红军及时制止，避免更大损失。这些经历显示他曾卷入党内错误运动，影响了其声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开封市委书记期间，地方工作涉及城市建设和经济恢复，但他对职务不满的情绪影响了个人判断。写信要官的行为，直接导致政治生涯中断，体现了党的组织纪律不容挑战。 处分后，戴季英从开封市委书记岗位撤销，生活转为普通状态，反省自身错误。直到1984年4月，中央组织部门审阅档案，准予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从此，他以省级干部身份生活，领取相应待遇，但未重返领导岗位。这一平反过程基于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估，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的晚年主要在郑州度过，参与老干部活动，回顾一生经历。1997年11月29日，他在郑州去世，享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