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这位教授叫史树青，当时在北大历史系教书，兜里常揣着放大镜，下课就往旧货摊钻。 卖画的女子是北洋军阀陈宦的儿媳崔月荣，正收拾家当准备搬去天津，纸箱子里除了字画，还露出半本泛黄的日记。 史树青蹲下身，指尖捻过画像的纸页——纤维粗糙得像搓过的麻绳，混着草木灰的颜色，这让他想起《天工开物》里写的元代桑皮纸。 他12岁就在琉璃厂帮父亲辨过假画，那时一幅号称宋代的山水卷，他盯着纸边看了半晌，忽然指着一处说：“这纸里有洋麻纤维——民国才有的东西。” 15岁那年，他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在报国寺旧货摊买了幅邱逢甲的书法立轴，后来被故宫专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那些年摸过的纸、看过的墨，早就在他指尖刻下了密码。 此刻，画像上的成吉思汗戴着白狐帽，胡须根根分明，史树青用指甲盖轻轻刮过胡须的墨色，指腹沾到几粒赭石颗粒——这是元代御容画特有的技法，用矿物颜料让毛发立起来。 他翻开崔月荣箱底的日记，1915年3月12日那页写着：“蒙古亲王那彦图赠画，云是世祖时画院旧物。” 三天后，史树青抱着画像冲进国家文物局，启功先生拿尺子一量，画心57.3厘米乘40.5厘米，“元代内府立轴就这尺寸！”谢稚柳则对着光看托裱，“三层桑皮纸，元人重纸的法子错不了。” 有人后来问，街头旧货摊怎会藏着皇帝御容？史树青总指着画像衣褶说：“你看这左衽，蒙古人穿衣习惯，明代仿品早改成右衽了。” 其实他心里清楚，是早年在辅仁大学读研时，整天泡在图书馆抄《元史》，连舆服志里“皇祖冠七褶”的记载都能背下来，白狐帽的褶皱数正好对上。 1958年他去新疆考察，在牧民帐篷里见过元代的箭囊，桑皮纸的质感和这幅画像如出一辙，那时他就想，边疆文物说不定藏着更多历史密码。 这幅画像后来入藏国家博物馆，他附的23项鉴定数据里，连纸张纤维密度都标得清清楚楚。2010年修复时，显微镜下果然看到胡须墨色里的赭石颗粒，跟元代《画鉴》里写的分毫不差。 他在北大讲课总拿这事当例子：“辨画别光看名气，先看纸——纸不会说谎。”学生们后来都记得，他讲课时总带着那幅画像的复制品，翻到背面让大家摸桑皮纸的纹路。 1998年在河北乡下，老农拿蓝布包着块虎头金牌，他一看边缘云纹三叠，“《元史·兵志》里的虎符图样！”那金牌现在也在国博，旁边就挂着成吉思汗画像。 一辈子摸过的文物能堆成小山，光鉴定笔记就写满30多个牛皮本，史树青却说最难忘的还是1952年那个下午。 西单北大街的风卷着落叶，崔月荣接过3块钱时嘟囔：“这破画还能换30斤小米。”他抱着卷轴往回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画像上的成吉思汗好像正看着他笑。 2007年冬天，有人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看见个老头，蹲在地上拿放大镜看一幅残卷，背影佝偻，手指却灵活得很——那是85岁的史树青，离他发现成吉思汗画像，已经过去55年了。 文物不会说话，但总有人愿意弯腰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