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国民党元老陈济棠滞留在香港，随时有身份暴露被日军抓捕的危险，他后来是如何脱险的呢？ 1941年的圣诞节，对香港人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港督杨慕琦举白旗投降，香港彻底沦陷。 要想活命，必须离开香港回内地。可怎么走？海路都被日军封锁了，这个时候，陈济棠身边那位叫林绍荣的职员起了关键作用。这个林绍荣是邓瑞人的手下，机警得很。他给陈济棠指了一条路：先坐小船去大澳，再转道回广东。虽然路远，但胜在安全。 1942年1月10日凌晨，逃亡开始了。 为了掩人耳目，陈济棠和林绍荣乔装打扮成了算命先生。您各位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曾经一身戎装的陈上将，现在穿着长袍马褂，还得装出一副掐指一算的江湖气。他们一路走到西环码头，结果迎面就撞上了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 日本宪兵把两人拦住搜身。搜到陈济棠的时候，翻出了那张“兴发祥”商号的名片，还有那一盒鸦片。宪兵一看，又是生意人名片又是鸦片烟土，大概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有点大烟瘾的商贩，挥挥手就让他过去了。紧接着搜林绍荣，搜出了20块港币，也放了行。 船出海没多久，又碰上了海盗。好在那个船夫也是个练家子，一看那快艇冲过来，直接把风帆拉满，借着风势像箭一样窜了出去，硬是把海盗船给甩掉了。下午两点，他们终于到了大澳。 在大澳的日子，算是陈济棠这段时间里难得的轻松时光。他在那里居然当起了“厨师”。为了掩饰身份，林绍荣对外介绍说陈济棠是公司新来的大厨。 但是，真正让陈济棠死里逃生的，不是他的伪装，也不是他的厨艺，而是他的一念之善。 在大澳等了一个星期，终于等来了去中山的船。就在要出发的时候，办事处有个人来求情，说他有个朋友是大学教授，也是顺德人，老婆刚生完孩子才十几天，想搭他们的顺风船回老家。 林绍荣当时一口回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咱们这是逃命，船小人多，带个产妇和婴儿太危险，万一孩子哭了引来日本人怎么办？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 但陈济棠心软了。他看着那一家三口可怜巴巴的样子，叹了口气对林绍荣说：“都是逃难的同胞，既然碰上了，怎么能忍心拒绝呢？带上吧。” 就因为这个决定，后来差点把大家伙儿都害死，但最终又奇迹般地救了大家。 船开出海没多久，就被日军的巡逻艇截停了。同行的另外两条船，因为全是男人，也没带什么违禁品，日军检查完就放行了。轮到陈济棠这条船，日军一看船上有个年轻妇女，那帮禽兽不如的东西就起了坏心眼，非要把船扣下来带回大澳。 陈济棠当时那个后悔啊，心想这下完了，要是听林绍荣的话，哪有这档子事？就在这紧要关头，林绍荣站出来跟日本人据理力争，说这妇人刚生完孩子，身子弱，你们不能乱来。也许是那个日本兵那会儿正好心情不错，或者真的是良心发现，最后竟然挥挥手，放他们走了。 因为这一折腾，他们的船比另外两条船晚开了一个多小时。 这一个多小时，决定了生死。 当晚风大浪急，陈济棠晕船吐得七荤八素。等到半夜抵达中山县码头的时候，他们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先走的那两条船。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两条船在前面海域碰上了极为凶残的海盗，船上所有人，无一幸存，全部遇难。 到了中山还不算完，后面还有一关。他们要经过新会猪头山，那里是伪军的地盘。船行到半路，远处突然出现了一艘日军军舰，距离也就六七千英尺。日军发现了他们，直接开炮追击。那炮弹就在船边上炸响，船夫拼了命地划，可木船哪跑得过军舰？ 眼看就要完蛋，这时候，旁边正好经过一艘冒着黑烟的小火轮。日本军舰一看有“大鱼”，居然放弃了追击陈济棠的小木船，转头去截停那艘小火轮了。陈济棠这才又捡回一条命，一路狂奔到了未被日军占领的塘下。 这一路逃亡，那是把陈济棠的脾气都磨没了，但在最后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老陈还是没忍住发了一次火。 当时他们经鹤山去梧州，在轮渡上想租个卧铺休息一下。船上的经理是个势利眼，看陈济棠和林绍荣穿着破破烂烂，一脸的不屑。林绍荣好声好气地去问房间，那经理一边剔牙一边傲慢地说：“没房了！” 林绍荣说：“我们跟你们总经理很熟，行个方便吧。” 那经理鼻孔朝天：“你认识他，不认识我，有屁用！” 这一路受尽了窝囊气的陈济棠，这时候终于爆发了。他问船员：“船上有没当兵的？” 有人回答：“陈公侠军长在船上。” 陈济棠立马有了底气，沉声说道：“去告诉陈军长，就说陈济棠请他过来！” 那个势利眼经理一听“陈济棠”三个字，脸瞬间就白了。那是谁？那是曾经统治广东八年的“南天王”啊！吓得他当场就跪了，一边扇自己耳光一边求饶。 陈公侠闻讯赶来，一看果然是老长官，二话不说就要把经理抓起来。那经理最后被罚了500大洋，这事才算完。 这最后一出戏，看着解气，其实也透着那个时代的悲哀。一代枭雄，落魄之时，连个小小的经理都敢骑在头上拉屎；而一旦亮出身份，权力的威慑力依然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