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赵明伟在当铁道游击队政委前，成功审查出一名打进铁道游击队的日本特务。 赵明伟，原名赵若华，山东苍山人。他在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那资格是相当老的。在接任铁道游击队政委之前，他干过很多工作，最擅长的就是情报和甄别。 咱们虽然在现有的公开资料里，很难找到他1943年审查特务的具体审讯记录，但通过他在1944年的一场惊险遭遇，咱们完全能倒推出来，这位赵政委的心理素质和反侦察能力，那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他能当上这个政委，靠的绝对不是耍嘴皮子，那是真刀真枪在鬼子眼皮底下练出来的“读心术”。 1944年的春天，地点在沙沟。 那天，赵明伟带着个警卫员外出执行任务。咱们现在的电视剧里，政委出门都是前呼后拥，其实那会儿哪有这条件？为了隐蔽，赵明伟经常是一身长袍马褂，头戴礼帽，看着就像个走街串巷做生意的掌柜。 结果冤家路窄，刚到一个路口，迎面就撞上了四个日伪军——三个真鬼子，外加一个汉奸翻译。 这要是换了一般人，特别是没经过特殊训练的战士，哪怕手里有枪，见到鬼子这心里头也得“咯噔”一下。这不仅是胆量问题，是生理反应。眼神一飘，脚下一乱，立马就得露馅。 但这赵明伟，那是干啥的？那是专门跟鬼子心眼儿打交道的人。 他当时袖子里就藏着短枪，但他没动。因为他判断，距离太近，一旦拔枪，虽然能干掉一两个，但自己和警卫员肯定得交代在这儿。既然不能力敌，那就得智取。 他不仅没躲，反而大摇大摆地迎着鬼子走了过去。那气场，就跟这路是他家开的一样。 那个翻译官一看这人穿得体面，走路带风，心里先虚了三分，赶紧拦住问：“你的什么的干活？” 赵明伟那是眼皮都没眨一下，张嘴就来：“我的卖地的干活。” 这回答简直绝了。兵荒马乱的年代，变卖家产的地主老财多了去了，这身份最不起眼，也最合理。 这时候，旁边的那个日本兵盯着他看。这种时候最考验人，一旦你眼神闪躲，鬼子那种野兽般的直觉立马就能察觉。赵明伟呢？他反而一脸堆笑，那种生意人的市侩劲儿拿捏得死死的，冲着鬼子点头哈腰。 这几句“协和语”一出，鬼子的疑虑打消了一大半。为啥？因为只有常年在地面上混生活、还得巴结日本人的“顺民”，才能把这话说得这么顺溜，这么没骨气。这叫什么？这叫“以假乱真”的高级伪装。 鬼子看他这副“奴才相”，也就懒得再盘问，挥挥手让他“开路”。 赵明伟直到转过弯去，后背的冷汗才下来。事后他跟战友说：“当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被发现就马上拔枪，完全可以一命抵两命。” 这个故事听着是个单人冒险，但咱们往深了想：一个能在鬼子面前把戏演得天衣无缝的人，他看人的眼光得有多毒？他在队伍内部抓特务、审内奸的时候，靠的就是这种对人性的极致洞察。 回到1943年，赵明伟接手的铁道游击队，正是领导层变动最频繁、也是牺牲最惨重的时候。 咱们算笔账，铁道游击队前前后后牺牲了三位政委。第一任杜季伟那是元老，调走了；第二任文立征，接任没多久，1945年就牺牲了，才34岁；第五任张鸿义，也是在突围中牺牲。 在这样一个高危岗位上，赵明伟能活下来，并且带着队伍打到解放战争，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的存在，填补了队伍在思想建设上的巨大空缺。 当时铁道游击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鬼子的渗透。日军特高课那是无孔不入，他们利用金钱美女，专门腐蚀游击队里意志不坚定的队员。像前面提到的徐广田，那是何等的英雄？那是刘知侠写小说都要专门采访的对象，结果呢？说叛变就叛变。 如果队伍里没有赵明伟这样的政委坐镇，搞内部审查，搞思想甄别，这支队伍很可能就被内部瓦解了。赵明伟的工作，就是给这支“江湖气”很重的队伍，装上了一台“政治X光机”。 他得从每一个队员的日常言行里，找出不对劲的地方；他得在每一次作战部署前，排除掉泄密的风险。这种工作，枯燥，得罪人，而且没有在火车顶上打鬼子那么风光，但它是致命的。 虽然咱们现在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他抓获某个具体特务的名字，但从他后来担任峄县公安局局长的履历就能看出来，组织上对他在“锄奸反特”这方面的能力是高度认可的。这碗饭，不是谁都能端的。 而且，赵明伟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身上有种“儒将”和“侠客”混合的气质。 离休以后，他住在杭州。你要是去西湖边上碰见他，绝对想不到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当年是个双手使枪、在鬼子窝里杀进杀出的狠角色。 据他的晚辈回忆，赵老晚年最爱唱的就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但他每次唱完都要纠正年轻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支歌，也没这么浪漫，每天都是脑袋拴在裤腰上，随时准备牺牲的。” 这话听着让人心酸，但也透着一股子真实。 咱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光有不怕死的兵是不够的，还得有那个能看透人心的魂。 赵明伟，就是那个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