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2日，一位形迹可疑的男子悄然现身湖南省公安厅，用平静的语调说出令人震惊的话语：“我是保密局的人，请夏厅长出来一见。“ 方天印出生于1911年，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军统系统，逐步升为湘西情报站上校站长，负责情报搜集和潜伏任务。他在1940年代参与多项情报活动，包括对地方势力的渗透和武器供给。1947年，他涉及对湖南军政人物的监视行动，这些经历让他在国民党内部积累一定地位。湖南解放后，方天印成为通缉对象，行踪不定，多次逃避追捕。他的选择反映出当时许多旧政权人员面临的困境，国民党败退台湾留下的情报网络面临瓦解压力。方天印的背景让他在湘西地区有广泛联系，特别是与当地武装头目保持关系，这些联系后来成为他转向的资本。 罗文杰1893年生于湖南永顺县两岔乡，出身富裕家庭，早年习武和走镖，抗战时期受伤后转入湘西，娶当地土司家族女儿，借此巩固势力。他组织地方武装，后被国民党招安，任县保安团长。1944年，罗文杰获得国民党三次空投，包括五百支步枪和无线电设备，势力扩张到3000多人，成为湘西主要匪徒头目。他的部队盘踞山区，多次对抗解放军，造成地方不安定。罗文杰的崛起源于地方宗族网络和武器优势，但也暴露国民党在边远地区的控制弱点。他的活动范围覆盖沅陵、古丈等地，利用地形复杂性维持生存，这些因素让剿匪工作面临挑战。 夏印担任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负责全省治安和情报打击。他在1949年后处理多起潜伏案件，组织抓捕行动，维护新政权秩序。夏印的工作重点包括湘西地区的匪患清除，协调军警力量实施政策。黄克诚作为湖南省委书记，主导湘西剿匪决策，强调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制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这项政策在1949年9月和11月两次发布，旨在分化匪徒集团。黄克诚的参与确保决策符合大局，推动投诚工作。这些人物的角色在事件中相互交织，方天印从情报人员转为合作对象，罗文杰从匪首转为改造目标，夏印和黄克诚代表官方主导进程。 1950年4月12日，方天印到湖南省公安厅，自报保密局身份，要求见夏印副厅长。此举引发厅内关注，工作人员通报后，夏印指示接见。方天印交出记事本，内含保密局湖南潜伏人员名单，包括姓名、位置和联络方式，作为投诚证明。夏印核对名单，确认部分情报属实，同时询问出现原因。方天印说明湘西剿匪压力增大，程潜和陈明仁起义后获重用，让他看到新出路，不再坚持对抗。他的决定受政策影响，国民党情报网在湖南已难维持。方天印提出更大价值，能劝降湘西最大匪首罗文杰，两人关系从1930年营救开始，到共同任职，建立信任基础。罗文杰部队在桃源战斗后退至沅陵深山，士气低落，补给中断，方天印认为携带政策文件可促成投诚。夏印视此为重要事项，上报省厅。 省厅召开会议讨论劝降可行性，一方强调罗文杰罪行累累，另一方指出投诚可节省兵力，减少伤亡。黄克诚分析罗文杰投诚价值超过一场战役，能带动其他匪部，符合区分首恶胁从的政策。他批准行动，提供亲笔信作为凭证。此时，罗文杰心腹黄忠义在长沙采购枪支药品时被捕，经教育同意配合劝降。三人组合形成，方天印携带信件和黄忠义前往沅陵。名单核实过程中，情报准确，长沙市区和湘西山区潜伏点被标注，警员分头行动。第一夜抓获布庄老板，次日破获沅陵外围联络点。黄忠义交代补给线，每月两次进城携带弹药纱布。方天印补充营寨暗道信息，书记员记录，三人签字确认后出发。 劝降小组抵达沅陵滴盘洞，呈上信件，罗文杰查看后独处六天。第六天与方天印长谈，分析国民党败局和剿匪形势，方天印阐述大势。罗文杰同意携带儿子罗善达到长沙商议。夏印设宴重申政策，罗文杰提出留子为质，夏印拒绝，强调互信，并安排罗善达入湖南革大学习。五天后，罗文杰率部进入沅陵县城，正式解除武装，交出武器物资。他的投诚消息扩散，古丈、凤凰、永顺数股匪部先后谈判。1950年10月底，湘西匪患基本清除，地区恢复生产秩序。罗文杰接受改造，任湖南省政府参事，继续为地方稳定贡献力量。方天印凭借名单和劝降功劳获安置，从事文职脱离情报活动。 湘西剿匪策略结合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政策对血债匪首形成压力。方天印选择直奔公安厅，避免内部暗杀风险。罗文杰顽抗至绝望，转向投诚。黄克诚决策注重大局，提供出路。投诚后匪部瓦解加速，湖南建设免受干扰，地方志记载此为典型案例。事件标志湘西进入关键阶段，方天印从通缉犯转为合作者，名单瓦解情报链条，劝降计划开辟路径。公安厅加派岗哨，文件加锁，汇报抓捕进展。黄克诚指示按政策稳扎稳打，方天印标记路线准备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