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军在甘肃逮捕一女匪首，竟是失散 14 年的红军排长，当战士们将她押进团部时，她袖口磨出的补丁里还缝着半块褪色的红布条 吴珍子出生于1915年的四川通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里山多地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她从小帮助父母干农活，经常挨饿，家庭贫困到无法负担基本衣食。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建立苏区，宣传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政策。这支部队由徐向前领导，动员当地群众参军，吴珍子看到机会，决定加入。她当时18岁，没有文化基础，但对新生活充满期待。入伍后，她被分配到妇女独立团，负责后勤和战斗任务。部队强调妇女平等，她第一次感受到被尊重。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地区发展迅速，吴珍子参与了多次小规模战斗，逐渐适应军旅生活。她的成长与当时川陕苏区的环境密切相关，那里建立了红色政权，推行识字班和医疗训练。她从不识字到初步掌握基本知识，体现了部队的教育作用。 吴珍子在部队中表现出色，很快获得“吴大胆”的绰号，因为她在战斗中射击准确，从不退缩。1934年，她参与反围剿作战，红四方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她所在排负责阻击敌方侧翼。她的枪法在多次交火中发挥作用，帮助部队守住阵地。升为排长后，她带领女兵执行任务，强调纪律和互助。部队长征开始前，她学习了简单医疗技能，在野战医院帮忙。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北上，她随队穿越草地和高山，面对饥饿和疾病，坚持下来。她的勇敢体现在救护同志上，一次战斗中，她背负伤员转移，避免了更大损失。支部重视她的表现，书记亲自给她半块红绸布条，作为激励。这块布料代表组织信任，她一直携带在身。她的经历反映了红军妇女在革命中的贡献，许多女兵像她一样，从普通农妇转变为战士。 1936年，西路军西征，目的是开辟新根据地，吴珍子随队进入河西走廊。那里的战斗异常激烈，马家军骑兵优势明显，红军遭受重创。她在一次掩护主力撤退的行动中，左腿被敌方马刀砍伤，导致行动不便，最终掉队。掉队后，她被当地民团俘获，那些民团是国民党地方武装，负责清剿残余红军。她在被押解途中找到机会逃脱，过程中忍受伤痛和饥饿。她尝试寻找部队，历时三个多月，途径多个联络点，甚至在一个站点等待13天，但因身份无法证实，未能归队。这段时间，她剪下红布条的一半，缝进衣袖补丁，以隐藏身份。她的失散与西路军整体失败有关，那次战役导致大量红军战士流散西北。吴珍子的情况并非孤例，许多同志面临类似困境，靠求生本能维持。 失散后，吴珍子在祁连山一带流浪，加入一群由农民和逃兵组成的队伍。这些人生活无着，推举她为头目，因为她有军事经验和医疗知识。她制定规则，只针对国民党粮车和地主盐号下手，避免伤害贫苦百姓。她的队伍规模不大，主要活动在甘肃偏远山区，分发缴获物资给饥民。这与普通土匪不同，她强调不抢穷人，体现了早期红军影响。期间，她从马家军中解救壮丁，那些壮丁是被强征的农民，她帮助他们返回家乡。她还驱逐过其他抢掠村庄的匪帮，维护当地秩序。百姓称她为“山医”，因为她用草药治病，不收报酬，只换粗粮。她记住了30多种草药，在部队学到的技能在这里派上用场。她的活动持续14年，期间未与国民党合作，保持独立状态。这段时期反映了西北土匪问题的复杂性，许多队伍源于社会底层不满。 1950年，解放军进入甘肃开展剿匪，吴珍子听到消息后，主动带领队伍下山缴枪。她被当作匪首逮捕，押送到团部。审讯中，战士搜查她的衣物，发现袖口补丁里的褪色红布条。这块布条成为关键证据，老战友李开国认出它是支部书记分发的标志。他回忆起吴珍子的面貌，确认身份。另一位原医院炊事员张富贵检查她的右手虎口，那里有烫伤疤痕，是当年留下的痕迹。村民们提供证词，讲述她多年行医和保护乡邻的事迹。她解释未早归队的原因，是担心“跟过土匪”的背景不被接受。组织调查了她的经历，包括档案和幸存者证言，确认她未背叛革命。她的故事在当时引起关注，体现了解放军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调查过程涉及多方核实，确保事实准确。 组织恢复吴珍子的军籍和党籍后，将她安置到陇南县人民医院工作。她在那里担任医生，利用过去技能处理外伤和常见病。医院条件简陋，她每天处理多名患者，强调预防和草药使用。她的工作延续了红军时期的卫生传统，帮助当地群众改善健康。1951年，她参与当地医疗培训，传授基本知识给年轻护士。她的贡献得到认可，但她保持低调，不张扬过去经历。那块红布条被她拆下，存放在布包中，作为个人纪念。她的晚年平静，在医院工作至退休。吴珍子的经历被记录在军史资料中，供后人研究。她的故事突出女性在革命中的作用，许多类似案例在西北地区存在。她的转变源于时代变迁，从红军到匪首再到医生，体现了个人与历史的交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