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恩来提议入朝军队名为“支援军”，黄炎培反对：“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打这个不好打的仗，应该怎么打？有了一个正义之名，仗就好打喽！” 一九五零年，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北京却为一个名字争执。 出兵援朝已经决定，文件草稿上写着“中国人民支援军”，字面意思不出锋芒，又显得体面。 很多人点头，觉得合适。 黄炎培听见这个说法，心里直别扭，登门去见毛泽东。寒暄几句之后，他把老话抬出来：师出要有名，名不正，言不顺，仗也难打 他顺着“支援军”三个字往下掰，这等于是承认国家派军队去同美国交战，可新中国压根没对美国宣战，将来在国际场合一追问，国内老百姓一打听，这个名号就要露怯。 毛泽东听完，沉吟片刻，把心里的盘算讲开：中国人看不惯朝鲜人民挨打，很多战士是真心愿意去帮忙，这不叫被谁推上前线，更像“志愿去” 几个人围着桌子，把那行字划掉又写，“支援军”退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定了下来。一个名字扭正，既照见前线的心气，也照见新中国想在世界面前站成什么样子。 黄炎培敢为这几个字较真，不是头一回。他同共产党之间的那点交情，要往前翻到一九四五年。 那年七月一日午后，延安简易机场尘土翻滚，从重庆飞来的专机在黄土跑道上停住，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走下舷梯，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号任之的黄炎培。 接机的人里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握手时，毛泽东笑着说“二十多年没见”，又提一九二零年在上海欢迎杜威的一场大会：台上讲中国教育困境的是黄炎培，台下角落里那个安静听讲的青年，是当年的毛泽东。 旧账一翻，两人之间顿时多出一段被时间压住的缘分。 车进杨家岭，会客窑洞里挂着一幅画：一壶几杯，“茅台”两字旁边是一首打趣的诗，说“酿酒池中洗脚来”“天寒且饮两三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茅台镇，国民党造谣说红军在酒池洗脚，黄炎培写下这首诗，一九四三年又题在沈叔羊的画上。 如今画挂在延安，他一眼认出来，心里那股热乎劲儿一下就上来了：替红军说过的一句公道话，并没有消散在风里。 在延安短短几天，他看城、看人。街上多是朴素布衣，女学生清一色短发，老百姓衣裳虽然旧，却整理得干净，看不见成片乞丐，也不见“二流子”晃来晃去。 街头警察不多，墙上标语不算密集，反倒是宣传小品三三两两在空地上演。和国统区物价飞涨、流民遍地一对照，哪边更像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他心里有一杆秤。 七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摆了几盘菜，叫上黄炎培一行喝酒谈天。 说起这几天的见闻，黄炎培坦率地讲：延安几乎看不到荒地，也看不到闲着的人，有朋友说，这里的政府对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都得管。 他顿了顿，把心里绕了多年的那个疙瘩抖出来：活到快七十岁，见过太多朝廷和团体，起初都拼命，环境一宽，懈怠、腐败就跟着冒头，最后散摊子、垮台，换一拨人再来一遍，像是逃不出一个“历史的周期率”。他抬头问，共产党准备怎么走。 窑洞里安静了一会儿，油灯的火苗晃了一晃。 毛泽东接住这个问号，说要走“新路”，靠人民监督政府，靠人人出来负责任。老百姓睁着眼睛看着，权力就不敢乱折腾；人心一散，政权自然站不稳。 后来这段闲聊被叫成“窑洞对”，其实当时不过是几个人围着粗木桌，一边夹菜一边说心里话。 从延安回到大后方，黄炎培没有装糊涂。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从上海躲开特务，经香港抵达北平。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进城，当晚设宴招待民主人士，第二天又单独请他吃饭，夫人同周恩来作陪。 席间，毛泽东提起“历史周期率”的那番话，说一直记着，希望以后照旧敢说真话，又笑称他是“老师的老师”，请他出面做新中国民族工商业界的带头人，一头向共产党转达工商界诉求，一头向企业家解释新政权。 不久，北平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黄炎培在台上情绪一上来，高喊“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几句传回去，国民党气得发抖，特务查抄他在上海的寓所，抓走他的二儿子黄竞武。 营救失败，黄竞武在酷刑下守住秘密，被打断双腿，活埋在坑里。 噩耗传到北京，这个家像被当头砸了一锤，黄炎培对国民党最后一点幻想也被砸碎。周恩来奉命上门吊唁，屋子里一句话都不好说出口。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熟悉他的人都有点发懵：北洋政府两度请他当教育总长，蒋介石多次相邀，他总说“不为官吏”，到了七十多岁，却坐进了新中国政府。 一九五零年，他的大儿子黄大能来北京出差，忍不住问他缘由，他只回了一句：过去不做官，是不愿下旧政权那滩污泥；现在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政府，做的是“人民的官”。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夜，天安门广场灯火映着人潮。 黄炎培站在灯光下，想到解放后十几年的翻天变化，写下那首“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四年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来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