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在研发东风2号导弹时，发现射程不够，几乎所有人都建议要多加助燃剂，不料，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可钱老却立刻陷入沉思。 会议室的长桌上，散落着十几张东风二号的弹道轨迹图，每张图的终点都离靶区差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三十出头的王永志站在桌尾，刚从苏联带回的牛皮笔记本边角还带着旅途的褶皱，里面夹着他熬夜画的动力系统草图。 “燃料箱再加粗十厘米！”总设计师的铅笔在图纸上重重一画，墨点溅在“射程不足”四个字上。那时的导弹团队里，多数人眼里的射程就像水缸里的水——加得越多，跑得越远。可没人注意到，王永志的铅笔正在计算纸上画着相反的箭头。 他想起莫斯科航天学院的教授说过：“火箭不是煤炉，烧得旺不等于飞得远。”这句话像颗钉子，扎在他看那些失败数据的时候——前几次试射，燃料耗尽时导弹的姿态明显偏斜，那不是没吃饱，是驮不动了。 “我算过了，减掉600公斤，推进效率反而能提升12%。”王永志的声音有点发紧，他怕自己没说清，那个负号背后藏着十几组风洞试验数据。可会议室里的笑声盖过了他的话，有人把他的计算纸推到一边：“小年轻懂什么，当年美国‘红石’导弹就是靠加燃料才达标。” 钱学森却把那张纸捡了起来。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用手指点着那个负号，像在抚摸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三天后，试验场的燃料加注管被拆下来一截，管身上还留着王永志用粉笔写的“-600”。 倒计时结束时，戈壁滩的风突然停了。导弹拖着尾焰升空的样子，像极了王永志笔记本里那个被无数公式托举的箭头——不偏不倚，直直射向靶心。后来他才知道，钱学森那晚在办公室算了三遍，每遍的结果都和他的负号拥抱在一起。 神舟飞船立项时，有工程师拿着超重的舱体模型发愁。王永志递过去一把剪刀：“把非承力结构剪掉300克。”剪刀落下的声音，和当年拆掉燃料箱的声音一模一样。他总说：“航天工程里，每个零件都要会做减法。” 2003年杨利伟落地那天，王永志在指挥厅的角落里翻着旧笔记本。1964年的那个负号旁边，不知何时多了行小字：“有时候，后退一步，才能摸到太空的门。” 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纪念馆里，还摆着那个画着负号的燃料箱模型。模型旁边，是王永志用过的计算尺，尺身上的刻度被磨得发亮，像在诉说一个道理：真正的突破，往往藏在所有人都忽略的那个减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