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女子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洁白之身！”张伯驹递给管事的一沓钱，没想到管事的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1935年的上海滩，盐业银行新厦的铜门刚擦过蜡；张伯驹西装口袋里总装着半块没吃完的云片糕，他对账簿上的金元数字远不如对宣和年间的绢本上心；潘素的琵琶弦在第七品处有道细痕，那是她拒绝陪酒时被醉汉砸出的。百乐门的霓虹灯管在雨夜里渗着水痕，映得西藏路上的青石板忽明忽暗。 朋友在杏花楼的雅座里压低声音说“潘素的《十面埋伏》能让听曲人掉眼泪”，张伯驹摸了摸袖中刚买的清代古琴谱，决定去会会这个“不卖身的姑娘”。 张伯驹带着新得的赵孟頫册页赴约，潘素却指着其中一页说“这皴法倒像我家乡的太湖石”，她指尖划过纸面的力道，比许多文人墨客都要笃定。 臧卓的副官踹开包厢门时，铜烟嘴上的火星正落在张伯驹为潘素改的画稿上；那纸上题的“妃弹塞上曲”，墨迹还没干透。 并非所有风月场中的相遇都指向交易——当时沪上文人圈里，“以艺会友”本就是打破阶层的暗语，只是多数人止于浅尝，张伯驹却认真到要为她赎身。 文人收藏圈的雅集传统，在1930年代的上海仍保持着隐秘的弹性；那些交换藏品、品鉴书画的茶会，或许成了身份跨越的隐形阶梯；当潘素在北平画案上铺开洒金宣纸时，她手腕悬停的弧度里，藏着的正是这种文化网络托举的力量。 三个月后，北平琉璃厂的装裱匠发现，潘素临摹的《捣练图》里，仕女的裙裾比原作多了几分韧性。 1956年故宫博物院接收的《平复帖》卷轴上，捐赠人签名旁有行小字“内子潘素协助整理”。 今天美术馆里悬挂的潘素山水，钤印“张伯驹珍藏”的那方朱文印，边款刻着“患难与共”——这四个字，或许比任何传奇故事都更接近生活的本相。 从青楼地板上的跪求，到画案前的并肩；从臧卓私宅的铁锁，到博物馆展柜的恒温恒湿；那道琵琶弦上的细痕，后来被潘素用金粉填了，在画展的射灯下像条闪光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