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照顾母亲，顺手帮了邻床老人，没想到一周后他女儿找上我。那天下午我刚给母亲

我在医院照顾母亲，顺手帮了邻床老人，没想到一周后他女儿找上我。那天下午我刚给母亲擦完身，邻床的张大爷突然捂着胸口直喘气，监护仪上的心率数字跳得像失控的秒表。他儿子前两天刚被公司叫回去加班，护工又正好推着治疗车进了走廊，我没多想就按住呼叫铃，顺手帮他调整到半卧位。 消毒水的味道裹着母亲床头那罐薄荷膏的清凉，在病房里绕了快半个月。我每天给她擦身、喂饭，日子像吊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数着过。邻床的张大爷总夸我手轻，说他儿子给他擦背时，能把皮搓掉一层——他儿子是程序员，戴着黑框眼镜，每天早上来病房都抱着笔记本，键盘敲得比监护仪还响。 那天下午三点多，阳光斜斜切过窗户，正好落在母亲盖的蓝白条纹被单上。我刚用温水给她擦完胳膊，听见隔壁床“哎哟”一声闷哼。张大爷正弓着背，双手死死捂着胸口，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监护仪上的心率数字跳得像失控的秒表——红色的警告灯一闪一闪，映在张大爷皱成核桃的额头上。 他儿子前天被公司一个电话叫走时，急得把保温桶往床头柜上一墩，汤汁溅出来洒了半桌；护工小周刚推着堆满针管和碘伏的治疗车进了走廊，脚步声“轱辘轱辘”越来越远。我脑子里没什么念头，脚已经挪了过去，左手按住墙上的呼叫铃，右手托着张大爷的后背往起抬。他骨头轻得像片枯叶，我攥着他胳膊底下的床单往起挪，能摸到布料下突出的肩胛骨，像两块硌手的石头，他却还喘着气说“不碍事，老毛病了”。 护士冲进来的时候，我正拿纸巾擦他嘴角的唾沫。张大爷后来拉着我的手直晃，说要给我儿子介绍对象，我笑着摆手，心里想的是母亲刚住院时，邻床阿姨给我递过一碗热粥——那时我蹲在走廊哭，连粥碗都快端不住。 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直到一周后。那天我刚从食堂打回饭，一个穿米白色风衣的女人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提着个纸袋，看见我就迎上来：“是你吧？我爸说的那个姑娘。”她是张大爷的女儿，在上海工作，赶回来时父亲已经脱离危险，“我爸天天念叨，说那天要不是你，他可能就……”她声音有点抖，从纸袋里拿出个相框，“这是我爸画的，他退休前是中学美术老师，说要送你。” 相框里是幅水彩，画的是病房窗外的玉兰树，花苞鼓鼓囊囊的，像要炸开似的。笔触有点抖，却把阳光画得暖烘烘的，连玻璃上的水渍都透着光。我突然想起张大爷总对着窗户发呆，原来他不是在看天，是在看那些要开的花。 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怕这个？身边连个能搭把手的人都没有。张大爷的儿子后来每天中午都请假来，护工也会多留半小时观察，可我总觉得，那天我按住呼叫铃的手，和张大爷攥着我袖口的手，中间隔着的不只是病号服的布料——是在医院这种地方，最缺也最不缺的东西：陌生人的善意。 现在母亲的病房里，薄荷膏的味道还在，只是偶尔会混进张大爷女儿送来的玉兰花茶的香。监护仪的声音好像也没那么刺耳了，那些跳动的数字，有时像在数着日子，有时像在数着那些不经意间递出去的、又被接住的手。 那天给母亲喂药时，她突然说：“隔壁床老头子今天笑了，说他闺女要带孙子来看他。”我抬头，看见张大爷正举着手机给儿子视频，屏幕里有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在喊“爷爷快好起来”。阳光刚好落在他脸上，把皱纹里的笑都照得发亮。 原来有些顺手的事，就像往湖里扔颗石子，你以为只会泛起一圈涟漪，却不知道它能荡到多远的地方——远到能让一个老人在病床上，也能看见窗外的花开，听见远方的孩子喊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