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上晚班的时候，有个女同事天天迟到，天天被领导骂。我们在超市生鲜区当理货员，晚

以前上晚班的时候，有个女同事天天迟到，天天被领导骂。我们在超市生鲜区当理货员，晚班从下午五点到凌晨一点，她几乎每天都踩着六点的点进来，头发乱糟糟的，工装外套上总沾着点面粉。部门经理是个出了名的暴脾气，每次都在打卡机旁堵她，声音大得能惊动隔壁货架的罐头：“林梅！这个月你已经迟到十八次了！不想干趁早滚蛋！” 以前在超市生鲜区上晚班，我总撞见一场固定戏码。 下午五点的班，林梅几乎雷打不动六点才到。 经理老张的脾气比冰库里的冻肉还硬，总叉着腰在打卡机旁堵她，吼声能震落货架顶层的罐头：“林梅！这个月第十八次了！不想干趁早滚蛋！” 她从不辩解，头发乱得像被揉过的草堆，工装外套下摆总沾着点白花花的面粉，低着头唰唰打卡，然后径直冲向冷柜区。 我们都觉得她有点讨厌，明明生鲜区忙得脚不沾地，她偏要迟到这一小时。 直到那天暴雨，我提前二十分钟到岗，看见超市后门蜷缩着个小女孩，穿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怀里紧紧抱着个保温桶。 林梅骑着辆吱呀作响的旧自行车，裤脚全湿了，她把孩子搂进怀里，从保温桶里掏出个还热乎的糖包，轻声说：“乖，在这儿等妈妈，下班给你带草莓。” 那孩子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却用力点头：“妈妈，你别又被张叔叔骂了。” 我突然想起她工装外套上的面粉——那不是邋遢，是凌晨四点给孩子做早餐留下的痕迹。 那天老张又准备开骂，我鬼使神差地挡在打卡机前：“经理，刚看林梅在帮水产区搬冰袋，可能耽误了。” 老张狐疑地瞥我一眼，林梅已经默默地开始理货，手指在冻得发红的蔬菜间翻飞，动作比谁都快。 后来我总在五点五十看见那个小女孩，安静地坐在员工休息区的角落写作业，保温桶放在脚边，像个小小的卫兵。 有次老张巡视到休息区，脚步顿了顿，从兜里摸出颗糖放在孩子手边。 小女孩怯生生地说：“谢谢张叔叔，我妈妈说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 老张喉咙动了动，粗声粗气地走了：“让你妈快点干活！” 那天林梅下班时，老张破天荒没锁仓库门，还在她储物柜上贴了张便签：“明天起，你六点半打卡。” 林梅站在原地愣了很久，手里攥着给女儿买的草莓，红得像要滴出血来。 其实我们都忘了，谁不是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呢？她踩着点来上班，不是不珍惜工作，是因为另一份更重要的“工作”——当一个妈妈。 那点面粉味，原来不是狼狈，是一个女人在深夜和清晨之间，为生活奔波的勋章。 后来我换了工作，但总想起那个沾着面粉的工装外套，和保温桶里热乎乎的糖包。 原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拼命前行，你看到的狼狈，或许是别人咬牙坚持的体面。 下次再遇见迟到的人，我想我会少一点抱怨，多一点耐心——谁知道他是不是刚从另一个“战场”赶来呢？ 现在路过那家超市，偶尔还能看见林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工装外套干干净净，只是衣角偶尔还会沾着点面粉。 打卡机旁再也没有怒吼，只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会在六点二十分准时出现在员工通道，手里捧着保温桶，等妈妈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