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成亲那年，他10岁，她16岁。她文盲、小脚、大六岁、被误认为保姆，他仍要向世人宣告：她是我妻！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京西城区的灰厂豁子胡同突然闯入一队宪兵。李大钊正把一封机要文件交给门口的同志，没想到赵纫兰早就站在小院门口给他递了个眼神。 他没多说，转身从炕下把剩余的资料藏进枕底，赵纫兰则稳稳接过丈夫的外衣，若无其事地盖在装有文稿的包裹上。几分钟后，宪兵破门而入。 当时赵纫兰已经50岁，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她没吭声，只静静站在炕沿。李大钊被带走时转头看了她一眼，她却只把手指抵了抵发髻，那里面还藏着一张通联的名单。 李大钊的革命工作愈发频繁后，赵纫兰便悄悄把家里的灶台背后掏出一块砖，用来藏传单。有一次，一位学生同志匆匆闯进家门，外头追兵逼近，赵纫兰把他领进灶屋，掀起锅盖，朝着冒烟的灶眼一指。 学生会意，一跃躲进灶坑。 等兵士搜完院子走后，她又照常炒菜，没露出半分异样。 1913年，李大钊准备去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家中已穷得揭不开锅，他提笔犹豫再三，终究没写那封要钱的信。没过几天，赵纫兰托人送来四十块银元，全是她变卖首饰换来的。 李大钊看着熟悉的簪子和那块玉佩，不知该笑还是哭。 赵纫兰只让捎话：书念成，早点回来。 在天津法政学堂的那几年，李大钊几度想辍学回乡。他收到的家信永远只有两句话：“家中安好，切勿挂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赵纫兰已经随李大钊迁居北京。北大学生来家中商议对策，她便在厨房煮水做饭，还细心为几位青年缝了棉背心。 那时她不懂“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李大钊在做“救穷人的事”。 家里常常断炊，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悄悄让会计先给赵纫兰留一份家用。可她从不多花一文。她还试着认字，每天学一页《红楼梦》，夜里李大钊教她，她就用手指在炕桌上比划笔画，一年后，竟真能看懂简单的信。 1920年春天，李大钊筹办“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天晚上回家太晚，赵纫兰在门口坐了一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绞刑处决，年仅38岁。赵纫兰那天没能送行，几天后才收到消息。她发了几天高烧，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叫长子李葆华：“你现在该去找你爸的那些人，他们会告诉你路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