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陈建军跟老婆吵完架，隔天就人间蒸发，单位说他辞职跑路，老婆哭到崩溃，邻居背地里骂负心汉。 没人知道，那纸“辞职申请”上潦草的笔迹，是他在接到组织通知后匆匆写下的。那天晚上，县公安局治安股的小会议室灯亮到很晚，几名骨干民警被通知集结，任务只有一句话：云南边境线上的新一轮缉毒行动，需要人混进贩毒组织内部。 时间紧，不能留身份。陈建军的名字就在名单上。 他没有多问一句，只回了家，借着饭桌上一个鸡毛蒜皮的话题，对李秀兰发了火。碗摔在地上，孩子被吓哭。他知道那不是吵架，是道别。 云南文山，靠近老挝边境的村寨里，陈建军戴上了假身份证和假名。他变成一个赌徒，带着一口外地腔，混进毒贩的运输链条。住的是草棚，吃的是地摊冷饭。他知道规则：身份越真实，活得越久。 他开始学着喝酒、赌钱、说脏话，跟着马仔跑山路。 1986年春，陈建军随车队从麻栗坡往回走，运的毒品用米袋掩着。他借口解手，把一根带细工的香烟甩进路边的草丛，里面藏着情报。情报转交上去三天后，公安部南方工作组抵达文山，制定下一轮拦截部署。 那时全国缉毒体制刚起步。公安部的正式缉毒局直到1998年才组建，1980年代的缉毒行动，靠的是地方法警和少数民兵。 他们常年无记录、无档案，牺牲了连名字都不能写进公开通报。 那年腊月，战区调来大批干警，准备在边境实施代号“猎鹰”的集中收网。陈建军提前三天送出坐标，定位了毒枭落脚点。他本想亲手把人交出来。 但腊月二十三傍晚，天刚飘雪，一个曾被他救下的毒贩回头开了一枪。 中弹瞬间，陈建军举枪朝天开了一发，那是收网信号。部队冲进村寨，抓捕顺利完成。等战友找到他，他还握着那张被汗水和血水湿透的全家福。 1987年初，云南省公安厅向公安部报请追认陈建军为因公牺牲。他的事迹直到1990年代，才出现在内部刊物的一个角落。 那年夏天，李秀兰接到县局通知，到省城领取抚恤证和遗物。工作人员沉默着递给她一个封口袋，里面是一张烈士证和那本小本子。 她一夜没睡，把那本本子从头翻到尾，最后一页写着：“我要是能回来，一定带你和孩子去看看大理的海，真的很美。” 她把那页纸折好，放进衣兜，没哭。 后来，公安系统开始为类似的卧底民警设立备份档案，不再让家属长期蒙在鼓里。但那时，很多人已经来不及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