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5岁小红军罗玉琪过草地时突然腹痛不止，碍于女同志就跑远处去方便，不料返回后竟发现草地已空无一人...... 十五岁的罗玉琪已经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了，几天颗粒未进的胃像个泄了气的皮囊，贴着脊梁骨抽搐他本能地想要喊，想让前面的大部队停一停，但喉咙里发不出声，只能四肢着地，像某种濒死的动物一样，依靠膝盖和手掌，在那满是烂草和污泥的地面上一步一步向前挪。 和罗玉琪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一个正在路边狼狈不堪的小战士，这孩子原本只是为了方便一下蹲在草丛里，结果裤子刚提好，猛一抬头，天地间仿佛瞬间换了人间，队伍没了，连影子都融入了苍茫的暮色中，只剩下一排排泡在水里的乱脚印。 恐惧顺着尾椎骨窜上天灵盖，更倒霉的是，他的裤腰带在刚才的慌乱中被树枝挂跑了，只能用手死死攥着裤腰，这就是当时掉队者的众生相：有的脚上缠着发黑的绷带，那是罗玉琪，每挪动一步伤口都在钻心。 有的一手提裤子一手捂着绞痛的肚子，在寒风里绝望地张望，直到一阵并不嘹亮的哨音撕开了这层死寂，那个吹哨的人叫李玉胜，红四方面军第二十八团的一个副连长，他并不像传说中的英雄那样金光闪闪，反倒是一个走路左摇右晃的“黑脸汉子”。 李玉胜的右腿受了重伤，缠着厚厚的破布条，他是主动留下的，在这片连鸟都不愿飞过的死地里，他干了一件在常规逻辑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他在收容这些本已等着“命运降临”的绝望者。 当李玉胜拄着木棍，将那一群重伤的、生病的、甚至还是半大孩子的散兵游勇聚拢在一起时，一个足以载入军史的决定在荒原的寒风中诞生了，这不是简单的搭伴求生，而是一次庄严的组织建设。 面对一群面如死灰、觉得已经被大部队“抛弃”的伤员，李玉胜没有许诺前面有金山银山，而是提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就在那几堆杂草旁，十几只瘦骨嶙峋的手举了起来，全票通过，有了组织，这就不是逃难，是行军。 在这支特殊的队伍里，生存变成了一门精细的艺术，李玉胜从兜里掏出了仅剩的一个布包，那是大家的救命粮，半块青稞饼，他像守着稀世珍宝一样，不仅是指挥官，更像是操心的家长。哪怕大家都饿得眼冒金星，他也立下了铁规矩。 每人只能分指甲盖大小的一丁点，并且不能嚼，要含在嘴里，让那一丝丝麦香顺着唾液慢慢渗进早已干瘪的肠胃，那个提着裤子的小战士后来回忆，那指甲盖大小的一点点粮食化开时，整个人仿佛重新活了一回。 也是在这个临时支部里，每个人都有了新的角色，没有伤的负责捡柴探路，轻伤的搀扶重伤的，大家甚至忘了自己是被落下的那一拨人，特别是当那个被视为顶梁柱的李玉胜深夜未归时，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大家都以为他也倒下了，或者走了，可直到深夜，这个瘸着腿的副连长竟然奇迹般地扛回来了一只野山羊，那天晚上，围着篝火，罗玉琪和其他战士吃到了这辈子最香的一顿肉，不仅身体有了力气，更重要的是，那种被抛弃的冰冷感，被彻底驱散了。 然而草地并不是只靠意志就能征服的坦途，除了饥饿，还有会吃人的泥潭，有一次探路时，两个战士陷进了淤泥，越挣扎陷得越深，淤泥像黑色的巨口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李玉胜二话不说，把所有人的绑腿解下来，接成一根长绳。 他趴在烂泥边上，拼了老命地往外拽，那个因为伤势本就不便的身躯，在泥水里一次次发力，硬生生把战友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等把人救上来，大家才发现，李副连长的腰上被绳子勒出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印子。 就连那个因为裤腰带丢了而一直尴尬的小战士，也在这行军途中收到了特殊的礼物，李玉胜不知道从哪给他找了一根草绳塞了过去，替下了那双必须时刻提着裤子的手，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被记了半辈子。 在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里，没人再提“被落下”的事，他们只知道跟着那个“黑脸汉子”走，李玉胜的话像钉子一样扎在十五岁罗玉琪的心里：“国家、人民正需要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整整几天几夜，这支靠野菜、野山羊和指甲盖大小的青稞饼撑着的“残兵败将”不仅没有散，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路上又收容了新的掉队者，当他们终于走出草地，看到大部队的旗帜时，这个最初只有几个人的小队，竟然奇迹般地把二十多个人带回了组织。 收容队的连长看到李玉胜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因为在那张牺牲人员的名单上，李玉胜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本来是可以跟着担架队先走的，是他硬要留下来断后，去捡这一条条散落在草地上的命。 几十年后的上海机关食堂里，时光发生了奇妙的折叠，那个曾经在草地上到处找裤腰带的“小鬼”偶然遇到了一位操着安徽口音的老同志，对方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问起当年草地上的那根草绳。 两双经历了岁月沧桑的手握在一起，当年的风雪、饥饿和那只野山羊的味道，瞬间跨越时空呼啸而来，这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