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鲁迅去世的第二天，断交13年的二弟周作人仍然去上课。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常凉得更透骨些，特别是十月十九日的这个早晨，北平的教室里弥漫着陈旧木材和粉笔灰混合的味道，周作人捏着课本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他讲的是《颜氏家训》偏偏是那一篇《兄弟》。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这段话他往常讲得顺畅，今日念出来，每一个音节却都像钝刀割肉，台下年轻的面孔大多带着迷茫，他们不知道，讲台上这位头发稀疏的先生，刚刚接到了长兄鲁迅在上海病逝的电报。 那一瞬间，书本上关于血缘神圣的教诲，在这一十三年的死生不复往来面前，显得荒诞而刺眼，那个字最终还是没能写满一黑板，粉笔在墨绿的板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留下了一行极其克制的字：“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哪怕到了这种时候，他依然别扭地称那儿是“鲁迅的老太太那里”仿佛那个名字烫嘴，一旦说全了，封印多年的愧疚就会决堤，走出校门时，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像是无数往事碎裂的声音。 他的脑子里一定还在想着1923年7月那个燥热的夏日，那封信像一道铁闸，硬生生截断了周家两兄弟的流脉，那是一场无论如何都显得体面全无的决裂，当时的他，听信了妻子羽太信子的哭诉，提起笔写下了“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这样决绝的句子。 甚至用了“自重”二字，将大哥逐出了后院，那时的周作人或许从未深究，为何大哥这样一个在文坛冲锋陷阵的战士，会在妻子口中变成一个会对弟媳行不轨之事的猥琐小人，他怎么能忘却呢。 信子是那个连鲁迅买给小侄子的糖果都要扔掉，还要骂一句“穷人买的东西脏”的女人，是那个为了能在八道湾过上日式奢靡生活，便容不下大伯哥掌管财权的女主人，在洗澡花窗下的所谓“偷窥”在窗下花草间的所谓“窃听”这些带着日式鬼怪色彩的指控。 本该被常识击碎，却在枕边风的吹拂下，让周作人真的对兄长举起了拳头，甚至甚至连鲁迅最后一次想去解释、想去拿回自己的书物，都遭到了他的冷脸驱逐，可是当电车的车轮碾过北平的尘土，向着鲁迅母亲的寓所晃荡时，另一层记忆的底色开始泛上来。 要把那些污秽的指控冲刷干净，那是在1917年，绍兴会馆破败得连厕所都没有，那一年猩红热肆虐，当他周作人烧得神志不清时，是鲁迅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举债，硬是请来了昂贵的德国医生。 确诊只是麻疹后的那声长叹，那句带着宠溺的嘲笑“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此刻想来，比任何文章都要滚烫，还有一九二零年他在西山碧云寺养病的日子，鲁迅那时候已是名满天下的作家，却还是为了弟弟的药费奔波，甚至用笔名替遭受攻讦的弟弟辩护。 兄长生前在文章里写“鹡鸰在原，兄弟急难”甚至在那首题诗里盼着“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些信号，周作人看见了吗，他自然是看见了，但在信子构筑的铜墙铁壁里，他选择了沉默，直到死神没收了所有和解的机会。 不多时车便停了，周作人缓缓走进那间熟悉的院落，前来吊唁的人群并没有让他驻足太久，他径直走向那位坚韧了一辈子的老母亲，低声唤了一句：“妈，我来了”除此之外，再无多话。 所有的恩怨纠葛，那封绝交信里的冷箭，那场差点挥出的拳头，以及信子那些至今未解的构陷，都随着上海那颗心脏的停止跳动而变得毫无意义，他站在兄长的遗像前，目光越过那层薄薄的相纸，或许看见了童年那个在此刻已经消逝的守护者。 他心中也许翻滚着那句迟到了十三年的话：“兄长，走好”但这句道别，终究是太迟了，此后的余生里，周作人一本接一本地写着《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不断地用文字去触碰那个名字。 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试图在纸堆里拼凑回那个被他亲手打碎的“蔷薇之梦”只是，那个在寒夜里为他请医生的哥哥，再也不会从后院走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