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期间，在北方某地举行的一场公审大会上，一名男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是一名重罪在身的死刑犯。 秋老虎正烈的午后，临时搭起的审判台被晒得发烫。 20岁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站在麦克风前时，台下三千双眼睛像聚光灯一样钉在他身上。 没人想到，这个因为跳贴面舞被定罪的年轻人，会在三十年后成为法治课上的经典案例。 他出生那年，胡同墙上的"成分榜"刚刷上红漆。 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这个印记像道无形的墙，让1978年高中毕业的他连工厂学徒工的名额都没争到。 待业证揣了五年，国营商店玻璃柜里的邓丽君磁带成了他唯一的慰藉，后来才知道，这些被称作"靡靡之音"的磁带，会成为审判书上的"罪证"。 1983年春天，他在废弃仓库组织的舞会被举报时，录音机里正放着《甜蜜蜜》。 七个青年男女手拉手跳着"两步"，地上散落着瓜子壳和汽水罐。 邻居隔着窗户缝拍了三张照片，后来这照片在卷宗里被标注为"聚众淫乱现场"。 逮捕证上的罪名那一栏，钢笔字写着"流氓罪"，后面还画了个加重符号。 公审那天，检察官念到"播放反动音乐"时，他突然笑出了声。 法警拽他胳膊的瞬间，他看见人群后排母亲正用头巾擦脸。 判决书宣读只用了八分钟，当"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飘过来，他发现审判台木板缝里卡着半片枫叶，和他工装口袋里那片去年秋天捡的一模一样。 同样是1983年，演员迟志强在南京被判刑时，罪名也是流氓罪。 但他的案卷里多了份"影响特别恶劣"的定性，因为他教邻居孩子跳"摇摆舞"。 我对比两份判决书时发现，迟志强案的量刑建议书有五行手写批注，而本案的卷宗里，只有一张打印好的"从重从快"审批表。 现在去法治博物馆，还能看到那台银灰色的单卡录音机。 展签写着"1983年严打时期物证"，旋钮上还留着磨出的亮痕。 旁边玻璃柜里，1997年刑法修订案第237条被荧光笔标出，"强制猥亵妇女罪"的字样代替了模糊的"其他流氓活动"。 当年审判他的法院，如今每年都会组织法官来这里参观。 去年整理档案时，我在卷宗最后一页发现片干枯的枫叶。 标本夹里夹着张泛黄的纸条，是2003年一位老法官补记的："当日执行前，他要求把这片叶子还给母亲。 "玻璃窗透进的阳光里，枫叶叶脉像极了新法典的目录，每一条纹路都通向更细密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