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仅18岁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被日本鬼子拖到地下室准备强暴，她为了保住清白，手无寸铁和3个日本士兵搏斗，被两名日本鬼子生生刺了37刀，父亲以为她死了，正准备给她处理后事，李秀英“咳嗽”几声，吐出几口血水，睁开了眼睛。 南京城那时像个被摔碎的瓷瓶，到处是断裂的哭喊和烧焦的木头味。李秀英和家人躲在堂屋的八仙桌下，桌腿用棉被裹着，可日军挨家挨户搜查时，刺刀还是捅穿了门板，白木茬混着木屑溅到她脸上。 父亲在废墟里找到她时，她的蓝布棉袄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血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浸着几根扯断的头发。他颤抖着把耳朵贴在她胸口——没有心跳，只有雪花落在她脸上融化的声音。 “爹……”她突然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父亲的手一抖，粗瓷碗里的烧酒洒在她脖子上，那点温热让她猛地呛咳起来，血水从嘴角涌出，在下巴上挂成暗红的线。 搏斗发生在地下室的转角。第一个鬼子伸手抓她头发时，她张口就咬，牙齿嵌进对方手腕，疼得鬼子嗷嗷叫。第二个鬼子抬脚踹她肚子，她顺势抱住对方小腿，指甲抠进对方的裤管，直到布料被撕开，露出里面的绑腿。 刺刀捅进身体时，她感觉不到疼，只觉得肚子里的孩子动了一下。那是最后一下胎动——后来医生说，孩子没保住，是被刺刀震伤了胎气。她摸着平坦下去的小腹，眼泪砸在伤疤上，像雨水落在刚耕过的地里。 有人在她晚年问：“后悔吗？要是忍一忍……”她打断对方，指着眼角那道斜着的疤痕：“这37刀，有一刀是为孩子挡的，有36刀是为中国人的脸挡的。忍了，脸就没了。” 那些疤痕在她身上盘成一张网。夏天穿单衣时，邻居家的孩子会怯生生地问：“李奶奶，你身上怎么有那么多小蛇？”她就把孩子拉到身边，用粗糙的手指划过最浅的一道：“这不是蛇，是记号——记号不能忘。” 2010年她走的时候，床头还放着一面小镜子。镜子里映过她18岁的脸，映过37道伤疤，也映过无数个来采访的年轻人——他们举着相机，镜头对着那些疤痕，像在对着一部会说话的历史书。 37刀没能夺走她的命，就像刺刀没能挑断一个民族的骨头。如今南京城的梧桐树叶落了又生，可总有些印记，比年轮更深刻，比岁月更顽固——它们在提醒我们，有些疼，要记住；有些人，不能忘。 她睁开眼的那一刻，看到的或许不是光，是千千万万个后来者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