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军中将司令给毛主席写信：“我一个人起义，你们收不收？”毛主席说：“贺老总、彭老总都在抢着要你，你要去哪里？” 这名国军中将司令名叫赵寿山，赵寿山的前半生几乎就是一部民国地方军人的标准奋斗史。 陕西户县的贫苦农家出身，靠着考入陆军学校，在冯玉祥、杨虎城这些西北军系里一步步从参谋干到旅长。 他的人生转折点，和近代中国的大事件紧紧绑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时，他是城内的行动总指挥，部队迅速控制了国民党机构，他还兼任了公安局长维持秩序。 这件事让他走进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也让他第一次和蒋介石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在蒋介石看来，这个参与“兵谏”的将领，始终是个需要提防的异类。 真正让赵寿山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是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他率部在山西娘子关硬抗日军十三昼夜，部队伤亡惨重，最后撤到八路军驻地休整。 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窑洞里的谈话具体内容已难细考，但可以想象，那种平等、务实，一心为国的氛围，与国民党内部日益严重的派系倾轧和腐败，形成了强烈对比。 后来他的三十八军坚守中条山两年多，打退日军十一次大规模进攻，打出了“宁打中央军一个团，不打三十八军一个连”的名声，但这样一支能打的部队，却因为和八路军合作频繁，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1940年，蒋介石就曾当面厉声质问赵寿山是否想造反，随即军统抓走了他三十七名心腹干部，这种“前线流血，背后挨刀”的处境，让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军人都感到心寒。 正是在这种压抑和危机中，赵寿山秘密派人联系了延安，彭德怀的一句话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你早就是我们的同志了，从西安事变那时候算起。” 这句话很重要，它点明了共产党对赵寿山的认定，不是始于他写信的1947年，而是更早。 事实上，根据一些党史资料记载，赵寿山早在1942年就已经经中共中央批准，成为了一名“特别党员”，这意味着，在组织身份上，他早已是自己人。 他后来那封著名的“一个人起义”的信，更像是一位身处敌营的同志，在时机成熟时，向组织请示如何“归队”。 蒋介石对赵寿山的猜忌与日俱增，1944年，他用了一招“明升暗降”，把赵寿山从三十八军军长调任为甘肃武威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这个“总司令”头衔听起来唬人，实则是个空架子，远离前线，手中无兵，还要被胡宗南的人严密监视。 赵寿山表面上顺从，甚至 以“考察水利”为名麻痹蒋介石，暗地里却为起义做了周密准备。 他先是安排旧部保存实力，后来果然有两千多官兵成功进入解放区，他自己则佯装投资置业，过着闲散日子以迷惑特务。 到了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前夕，赵寿山知道不能再等了，他写下了那封直击人心的短信。 这封信之所以震撼，恰恰在于它的“孤独”，一个集团军司令，不要部队，不要番号，只问“我一个人，你们要不要？” 这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阵前倒戈”“带枪投靠”的起义模式，它传递的信号无比清晰：我赵寿山投奔的，不是一方可以倚重的军事力量，而是一个我认同的主义和团体。我个人就是全部筹码。 毛泽东的回应堪称经典，他没有直接回答“收不收”，而是把贺龙和彭德怀“争抢”他的情况摆了出来。 这个回应至少有三层深意：第一，表达了毫无保留的欢迎和高度信任，你人来了就是最大的贡献，第二，给予了赵寿山极大的尊重和选择空间，不是安排，而是商量。 第三，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瞬间消解了这位投诚者可能有的忐忑与尴尬，把他放在了“自己人”的位置上平等对话，这种政治智慧和待人艺术，确实让人折服。 1947年3月，赵寿山历经周折，终于抵达延安，随后，《人民日报》在1947年7月8日刊登了“前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抵达解放区”的消息。 他的起义，其象征意义和实际价值都极大，在象征层面，一个集团军司令、早在1942年就入党的“特别党员”成功归队，这对瓦解国民党军心、鼓舞解放军士气的作用，远非一般起义可比。 在实际层面，赵寿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辅佐彭德怀，他是陕西人，熟悉西北地理和国民党部队内部情况，在随后的宜川、荔北、扶眉、兰州等战役中，他的经验和情报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为加速大西北的解放立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赵寿山先后担任青海省主席和陕西省省长，完成了从军事将领到地方建设者的转型，1965年他逝世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回顾赵寿山的一生，他从旧军营中走来，在抗日烽火中看清了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在历史关口做出了忠于内心的选择。 他那句“我一个人起义”的提问，问的不仅是个人的前途，更是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如何安放自己的良知与信仰。 而毛泽东那句“贺老总、彭老总都在抢着要你”的回答，则展现了一个即将赢得天下的政党的自信、包容与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