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我拿着妈妈借来的300块钱，6个煮的鸡蛋，3个苹果。踏上了绿皮火车，投奔姐姐们，南下深 攥着那300块钱的时候，手心全是汗。钞票被妈妈的手捂得温热，边缘都磨得起了毛边，她塞钱时反复念叨，说这是跟隔壁三婶和村头老李家凑的，让我到了深圳省着花，别跟姐姐们添麻烦。6个煮鸡蛋是凌晨四点就煮好的，蛋壳被我揣在怀里捂得温热，妈妈说路上饿了吃，顶饱还不用花钱。3个苹果是自家树上结的，挑了最大最红的，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怕挤坏了。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晃，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汗味、泡面味、烟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把装钱的手绢缝在内衣口袋里，手时不时摸一下，生怕丢了。对面坐着个大叔，看我一直低着头，递过来一瓶水，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出门。我点点头，不敢多说，妈妈临走前嘱咐过，在外别跟陌生人搭话，人心隔肚皮。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我没舍得吃一个苹果，煮鸡蛋只啃了两个。剩下的要留给姐姐们，她们在深圳打工肯定不容易。夜里车厢里的灯暗下来，有人靠在椅背上打呼噜，有人小声说着话。我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心里又慌又期待。慌的是不知道深圳到底是什么样子，怕自己笨手笨脚，连份工作都找不到。期待的是听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说，深圳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就能帮家里还债，就能让妈妈不用再为了几块钱跟人低头。 到深圳的时候是下午，太阳辣得晃眼。出站口挤满了人，举着牌子的，拉着行李箱的，吵吵嚷嚷。我攥着妈妈给的地址，东张西望，手心的汗把纸条都浸得发皱。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一转头，就看见二姐冲我挥手，她比去年回家时黑了瘦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厂服，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 二姐接过我手里的蛇皮袋，埋怨我带这么多东西。我小声说，还有鸡蛋和苹果给你们。二姐眼圈红了，拉着我的手往公交站走。她说大姐在电子厂上班，要加班，晚上才能见着。她在制衣厂，管吃管住，就是活儿累，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 坐公交的时候，我扒着窗户看外面。高楼一栋挨着一栋，汽车跑得飞快，路边的树绿油油的，跟老家的黄土地完全不一样。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背着破旧的蛇皮袋，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到了二姐住的地方，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摆着两张上下铺的床，住了四个人。二姐说这已经算好的了，至少不用睡天桥。那天晚上，大姐下班回来，带了一份炒米粉，三个人分着吃。大姐说，厂里管饭，就是油水少，让我别嫌弃。我扒拉着米粉，眼泪掉在碗里，不敢让她们看见。 第二天，二姐带我去制衣厂面试。老板看我年纪小，又没经验，本来不想收。二姐好说歹说，说我手脚麻利，肯吃苦，老板才松口，让我先试试，工资一个月八百块，包吃住。 我就这样在制衣厂留了下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二姐学踩缝纫机。手指被针扎破了好几次，血珠子冒出来，我就用嘴吸一下，接着干。晚上下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躺在床上，浑身骨头都疼。可每次想到妈妈借来的300块钱，想到家里的债，想到姐姐们的不容易，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怂。 日子一天天过，我慢慢熟练了，手脚也快了，工资也涨到了一千二。第一个月发工资，我寄了八百块回家，给妈妈写信，说我在深圳挺好的，吃得好住得好，让她别担心。其实我每天吃的都是食堂最便宜的素菜，住的是挤着四个人的小出租屋。 后来我在深圳待了很多年，换过好几份工作，从制衣厂到电子厂，再到后来自己摆摊卖小吃。我见过太多跟我一样的人，背着蛇皮袋，揣着借来的钱，从四面八方来，在这座城市里打拼。我们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啃着馒头就着咸菜，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枯燥的工作，却从来没放弃过希望。 现在我在深圳买了房，把妈妈接了过来。偶尔跟她说起第一次来深圳的样子，她总会红着眼眶说，那时候苦了你了。我笑着说不苦，那300块钱，6个煮鸡蛋，3个苹果，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它们让我知道，人只要肯吃苦，肯坚持，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那些在绿皮火车上的颠簸，在出租屋里的拥挤，在流水线上的汗水，都不是白受的。它们刻在我的骨子里，让我明白，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都是咬牙坚持的努力。这座城市从不辜负努力的人，就像生活从不辜负每一个勇敢奔赴的人。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