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0日凌晨3点，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的家属院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卫生所所长尹秀兰披衣开门，只见王咏诗脸色煞白：“尹所长，快！老吕不行了！高血压犯了！”可当尹秀兰赶到时，吕俊文早已没了呼吸，床头散落着空药瓶和一支用过的针管，这个自称“长期高血压”的男人，半年前体检报告明明写着血压正常。 王咏诗说丈夫半夜突然胸闷，她赶紧给打了降压针、喂了药。 但尹秀兰翻出1978年单位体检表，白纸黑字：收缩压120mmHg，舒张压80mmHg，比小伙子还硬朗。 更怪的是，12岁的女儿吕琴躲在门后小声说：“昨天下午爸爸发现妈妈抽屉里的信，俩人吵得厉害，妈妈让爸爸吃了药、打了针才睡的。” 那信，后来被证实是王咏诗写给同事张春生的。 张春生很快被找到，这个科级干部没避讳和王咏诗的关系，却甩出不在场证明：“19号我在外地出差，她早说过‘三年内处理好家里事’，我以为是气话。” 王咏诗1975年就因通奸挨过处分，这次大概是怕事情败露。 被问急了，她突然哭喊：“是他自己要吃药的！”可药箱里那两个空安瓿瓶，标签磨得看不清，针管里的残留液体，闻着就不是常见的降压药。 那个年代的国企家庭，药箱里顶多有阿司匹林、去痛片，安眠药得凭医生处方买。 王咏诗却能拿到巴比妥和氯丙嗪，后来才知道，她仗着和卫生所熟，从1979年3月就开始偷偷攒药，每次开一点，半年攒了小半瓶。 法医后来在吕俊文血液里检出这两种药，浓度是致死量的100多倍，针管里的血迹也对上了。 10月19日那天，吕俊文本打算给女儿漆新书桌，翻到信件后气得脸红脖子粗。 王咏诗先是劝他“吃片药消消气”，塞了20片巴比妥；见他只是昏睡，半夜又拿针管打了5毫升氯丙嗪。 这些药本该是治病的，却成了杀人的工具。 1979年12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了她死刑，《人民日报》后来报道时，特意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可谁都知道，那个离婚难、女性没独立收入的年代，多少矛盾被压在了抽屉里。 药箱里的空安瓿瓶后来被收进了档案馆，旁边放着吕俊文没漆完的书桌腿，木纹里还留着他攥过的指印。 这个案子让公安部在1980年要求县级医院必须配毒物检测设备，也让《刑事诉讼法》添了“证据链闭合”的条款。 说到底，它不是什么离奇凶案，就是一个被欲望和时代困住的人，用最笨的方式毁了自己，也提醒着后来人：自由从来和责任绑在一起，缺了哪个，都会摔得粉身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