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陈独秀58岁的女儿陈子美身绑5个空油桶，带着小儿子偷渡香港，9个小时后，母子俩奇迹般抵达目的地，哪知，刚上岸，就遇到警察，陈子美很是沮丧，不料，警察的举动让她大感意外。 1970年的那个秋夜，黄浦江的水凉得刺骨。陈子美把五个空油桶用麻绳捆在腰间，怀里紧紧搂着小儿子，望着对岸香港的灯火，牙齿咬得咯咯响。她已经58岁了，鬓角爬满白发，可此刻眼里的光，像极了年轻时在上海洋房里读新书的模样。 “娘，冷。”小儿子的声音带着哭腔，小手死死攥着她的衣角。陈子美把儿子往怀里塞了塞，用破棉袄裹紧他：“忍忍，到了那边就好了。”她没说的是，自己的后背早被油桶勒出了红痕，咸腥的江水顺着衣角往骨头缝里钻。 这一路哪是“忍忍”那么简单？从下午趁着涨潮跳江，到抱着油桶在浪里漂，她数着儿子的呼吸不敢睡，好几次差点被暗流卷走。当香港的码头灯光越来越近时，她几乎是凭着最后一口气，才把油桶往浅滩上顶。 “扑通”一声，母子俩摔在泥地里，小儿子吓得直哭。陈子美刚想爬起来，两道手电筒的光柱就打在了脸上。“不许动！”穿警服的人喊着粤语，她心里一沉——完了，刚上岸就被逮了，这罪遭得不值。 她抱着儿子缩在泥里，等着被铐走，脑子里却闪过小时候的光景：上海租界的洋房里，父亲陈独秀总坐在书房写文章，钢笔划过纸页沙沙响，书架上的《新青年》杂志堆得老高。那时候家里客人不断，鲁迅、胡适这些名字常从大人们的谈话里飘出来，她趴在楼梯扶手上听，觉得那些字眼比糖果还甜。 可后来呢？家道中落，颠沛流离，从穿丝绸旗袍到裹粗布棉袄，从洋房到贫民窟，她以为偷渡到香港能换条活路，没想到…… “你是……陈子美？”一个警察突然开口，说的竟是带着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陈子美愣了，抬头看见那警察手里拿着张皱巴巴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人穿着学生装，眉眼和她年轻时一模一样。 “我爹是当年在上海巡捕房当差的，”警察蹲下来，声音放软了，“他说当年常去陈先生家送文件，见过您小时候。”他把照片递过来，背面还写着“陈家大小姐”。 陈子美摸着照片上的自己，眼泪“唰”地掉下来。警察叹了口气，没提偷渡的事，反倒从包里掏出个馒头递过来：“先垫垫，孩子饿坏了。”另一个警察也转身去车里拿了条毯子，盖在小儿子身上。 “天亮了去警局登个记，就说投奔远亲来的，”领头的警察收拾好手电筒，“别声张，找个地方先落脚。” 陈子美张着嘴说不出话，看着警察的车消失在夜色里，手里的馒头还带着余温。浪头又打过来，这次她没躲，任凭江水打湿脸颊——苦日子里藏着的这点暖，像父亲文章里写的火种，明明灭灭，却总能照亮一段路。 后来陈子美在香港开了家小杂货铺，儿子长大后常问：“娘，那天要是警察抓了我们咋办？”她总会指着墙角的旧油桶，那是她特意留着的。“你看，这世上的路啊，看着堵死了，其实总有扇小窗户开着。就像你外公说的，活着，就有盼头。” 油桶上的铁锈蹭在指尖，有点扎人，可陈子美摸着它，总想起那个秋夜的码头——冰冷的江水，温热的馒头，还有警察递照片时，眼里那点敬重的光。原来有些人、有些故事，就算过了几十年，还是会在某个转角，悄悄帮你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