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说起来甲午战争那档子事，现在回头看都觉得窝火，小日本早就憋着坏心眼，没开打之前二十多年，就派了大批人混进中国。 他们表面上以商人、学者、僧人甚至游客的身份自居，其实背后干的全是偷鸡摸狗的勾当，从沿海的军事要地到内陆的深山老林，几乎没有他们不敢去的地方。 就说那个叫石川伍一的间谍，18岁就跑到中国，跟着日本海军武官学汉语、摸情况，之后跟着同伙跑遍了江苏、浙江、江西、广西、广东等13个省份，连偏远的四川盆地和西藏东部都没放过。 他们一路上假装探险，实则偷偷测绘地图，记录各地的地形地貌、交通要道，甚至当地的物产、人口数量都摸得一清二楚，石川伍一提交的四川地区调查报告和精密地图，在日本军部被当成宝贝，为后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种渗透力度，别说二十多年，单说石川伍一一个人，在中国潜伏的十年里，就把大半个中国的地理军情摸了个遍，比当时很多清朝官员都了解自己的国家。 如果说深入内陆测绘是打基础，那针对北洋舰队和清军海防的情报搜集，就更是精准到令人发指，完全印证了高志凯教授说的“清楚北洋舰队每日伙食”不是夸张。 石川伍一后来被派到天津，伪装成洋行职员，专门盯着北洋海军的动向。他看到一个清兵来兑换英镑，立马抓住机会，不仅特批兑换，还大把花钱贿赂，知道对方是清军低级武官汪开甲后，又带他去日本间谍控制的妓院玩乐，几下就把汪开甲拉下水。 更离谱的是，汪开甲还把李鸿章的外甥刘芬介绍给了石川伍一，这个刘芬在军械局当差，手握清军枪械弹药的数目清册和每日生产量，石川伍一用一件昂贵的古董和风月场所的诱惑，就轻松让刘芬成了忠实耳目，清军的军备机密就这么源源不断地流到日本手里。 1894年甲午开战前夕，石川伍一正是从刘芬那里拿到了北洋舰队“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送“高升”号运兵船去朝鲜的准确日期和航线，立马发电报给日本海军，结果日本舰队提前在丰岛海面设伏，“高升”号被击沉，船上950名精锐清兵全部丧生，“广乙”舰被击毁，“操江”舰被俘虏，这一场惨败的源头，就是日本间谍精准到骨子里的情报。 不止石川伍一，当时日本在中国的间谍网络遍布各个关键领域，北方有青木宣纯化名在京郊绘制精密地图，这是日本第一次拿到北京郊区的详细地图；上海有间谍伪装成和尚，跑到普陀山刺探福建舰队军情。 天津的神尾光臣更是厉害，作为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不仅搜集绝密情报，还故意发假消息煽动日本国内的战争情绪，同时收买了清政府军机处的官员，连李鸿章制定的援朝作战计划都被他轻松获取，导致日军提前布防，清军在朝鲜陷入被动。 还有个叫宗方小太郎的间谍，甲午开战后伪装成中国老百姓，在威海、旅顺之间来回打探北洋舰队的动向，当他得知北洋舰队主力护航运兵船的出发时间后，立马把消息发回日本大本营，直接导致了黄海海战的被动局面，北洋舰队损失五艘军舰，死伤八百多人，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殉国，而宗方小太郎回国后还穿着中国衣服接受天皇召见，被当成功臣。 这些间谍的操作，完全是把清朝的国防当成了自家后院，想进就进，想拿就拿，而当时的清朝上下却大多浑然不觉，还把这些日本人当成普通的商人、学者，对他们的活动毫无警惕。 更讽刺的是，石川伍一被捕后，供出了大量间谍罪行，可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竟然没有立刻上报，直到总理衙门质询才勉强上报，这种麻木和迟钝，正好给了日本间谍继续活动的空间。 等到清朝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开始排查日本间谍时，早已为时已晚，二十多年的情报积累，让日本对清朝的实力和部署了如指掌，战争还没开打，胜负的天平就已经因为这些潜伏的间谍而严重倾斜。 这些事实也恰恰说明，高志凯教授的提醒绝非危言耸听，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的长期渗透，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布局，而清朝的盲目自信和麻木大意，正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这种历史教训放到现在，依然值得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