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国民党上将龙云的儿子龙绳祖在南京火车站被宪兵抓走，龙云四处求情但无人理会。白崇禧看不过出手相助，宪兵司令张镇这才下令放人。 在那座位于南京鸡鸣寺路9号的公馆里，昔日的“云南王”正面临着一种极其憋屈的晚年图景：院墙高耸，铁门紧锁，甚至连平日里送菜的挑夫进门，都得先被卫兵从头到尾搜一遍身，这种日子，与其说是享清福，不如说是蹲一座金丝打造的监狱。 龙云这辈子的分水岭，大概要算到那个坦克架起机枪对准五华山省府的凌晨，在此之前，他是盘踞云南十八年的“土皇帝”手握60军、68军、93军这些滇军精锐，哪怕是抗战时期蒋介石也没能把他真正奈何得了，老蒋虽然对他“优礼有加”实则一直是在找机会拔钉子。 抗战一结束，这个机会就来了，蒋介石一边以受降的名义，一纸军令把卢汉指挥的滇军主力全调去越南，造成昆明兵力真空，一边却早已授意杜聿明率领中央军控制了昆明，这场变故来得快去得也快，虽有象征性的抵抗，但龙云心里明镜似的。 大势已去，为了保命，他不得不接受去重庆当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至此彻底结束了他的“云南王”生涯，到了陪都重庆，老蒋的戏码演得十足，面对龙云的愤懑，蒋介石一脸无辜地甩锅，硬说那都是杜聿明自作主张。 为了安抚龙云，他甚至还假模假式地发了个手令，声称要惩处杜聿明，将其“撤职”可这惩处书还没捂热，那边的“撤职犯”杜聿明摇身一变，成了新成立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在黄埔系里可谓一步登天。 这种拿人当傻子耍的政治手腕，气得龙云在家里直跳脚，却也只能对着墙壁干瞪眼，等到1946年国民政府机关东迁，龙云想回老家或者就在重庆待着的愿望也被蒋介石无情驳回，到了南京，那个虚得不能再虚的“军事参议院”后来也跟着军委会一块儿撤销了。 老蒋便发明了一个更气人的头衔“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这个位子，既不用处理公文，也不需要开会，彻底成了一个摆设，此时龙云身边的环境更是让人窒息，早前戴笠在世时，碍于过去在云南的情面，虽然监视，多少还留几分客气。 等到了郑介民、毛人凤这些新贵掌管特务系统，那就是彻底撕破脸了，特务头子裴存藩被直接安插进来当什么“总务厅长”实则是公然盯梢，明哨暗哨布满了住所周围，出门散心都得被特务司机掌控方向盘。 这中间最让人心寒的一件事发生在1947年，龙云的儿子（一说是龙绳武，一说是龙绳祖）兴冲冲地跑到南京看望父亲，结果刚下火车，就被张镇手下的宪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进了局子，借口竟然是莫名其妙的“通共”嫌疑。 儿子被关在夫子庙附近的宪兵司令部整整三个月，龙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跑遍了南京官场，张群、翁文灏这些人以前见面也是称兄道弟，如今却是个个避之唯恐不及，要么装病要么闭门不见。 最后龙云也是急眼了，直接闯进国防部找白崇禧要人，白崇禧毕竟是桂系首领，本身就跟蒋系人马面和心不和，加上自己也是地方实力派出身，颇有些兔死狐悲的愤慨，白崇禧当场打电话给宪兵司令张镇，质问为何无罪抓人。 尽管有了国防部长的面子，张镇那边还是硬拖了一个月才把人放出来，这一巴掌打得响亮，也让龙云彻底看清了自己如履薄冰的处境：连至亲的安危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东山再起，真正促使龙云下定决心出逃的，还是白崇禧的另一通电话。 当时龙云只是想带着夫人去杭州钱塘江散散心，结果刚准备动身，白崇禧的电话就追过来了，言语中充满无奈：“志舟兄，你还是别动了，我也只是奉命传话”连去个杭州的自由都被剥夺，那这只被囚禁的猛虎，也只剩下拼死一搏这华山一条路了。 1948年秋，眼看着淮海战事吃紧，国民党这艘破船到处都在漏水，龙云不想跟着去台湾那个孤岛死路，但也走投无路，陆路封锁，想搭轮船从上海转道去山东解放区，结果刚有这念头，淞沪港口就严查封港。 就在这时，龙云想到了那个曾经在昆明欠他大人情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陈纳德这人倒是讲义气，听说了老朋友的困境，二话不说就安排手下的民航空运队帮忙，为了这出逃大戏，他们设计得极为周密。 12月8日清晨，陈纳德的助手魏罗伯亲自开着挂有特殊牌照的汽车，把经过化妆、戴着墨镜的龙云接出监控圈，因为车牌特殊，宪兵根本没敢拦，一行人直奔机场，刘宗岳早已打点好一切。 龙云顺利登上一架早就待命的运输机（C46或C47），为了避开雷达甚至选择低空飞行，飞机经广州加油后直飞香港，等第二天龙云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香港的消息传回南京时，老蒋据说是气急败坏，连着摔了三个茶杯，把毛人凤叫去一顿臭骂。 但这又有何用，这只被他关了三年的“云南虎”终究还是归山了，这一走，不光结束了他的软禁生涯，也狠狠扇了蒋介石那些所谓“天罗地网”一个大耳光。 信息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