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意外得知，中央军委发给他的金质勋章竟然被儿子偷去换毒品了，面对这种情况，葛振林会如何处理呢？ 彼时76岁的葛振林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用一块软布细细擦拭着当年在狼牙山战斗时用过的旧军用水壶。壶身的漆皮早已斑驳，露出里面的铁皮，却被他擦得锃亮。 警卫员小陈匆匆跑进来，脸色煞白，话都说不利索：“老首长，您的……您的那枚金质勋章，被小葛哥拿去……拿去换毒品了。”葛振林的手猛地一顿，软布从指间滑落，他抬眼看向小陈，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可握着水壶的指节却瞬间绷得发白，连带着手臂都微微颤抖。 没人比葛振林更看重这枚勋章。那是1988年中央军委为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颁发的金质红星功勋荣誉章，章体上的红星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对他而言，这不是一块金子，是狼牙山悬崖上的风，是五位战友跳崖时的呐喊，是无数牺牲的同胞刻在他骨头上的记忆。 他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1941年狼牙山一战，他和战友把日军引上绝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便纵身跳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他和宋学义被树枝挂住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南征北战，身上留下二十多处伤疤，这些都没让他掉过一滴泪，可此刻，听到勋章被儿子拿去换了毒品，他的眼眶竟热得发疼。 葛振林的儿子葛军那年32岁，葛振林的妻子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因病离世，他因常年忙于革命史料整理和宣讲工作，对儿子的管教总有些力不从心。葛军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又不愿进工厂上班，整日在社会上闲逛，跟着一群游手好闲的人混在一起，没多久就沾染上了毒品。起初葛振林发现儿子神色不对，翻箱倒柜找钱，还以为是年轻人手头紧，塞过几次零花钱，直到这次勋章失窃，他才知道儿子早已陷进毒品的泥沼里。 葛振林没喊人，也没发火，独自拄着拐杖走到葛军常去的那条老街。街边的小卖部老板见了他，连忙迎上来，低声说：“老首长，小葛就在前面那间破出租屋里，您别生气，他也是糊涂了。”葛振林点点头，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刺鼻的烟味和霉味扑面而来。 葛军蜷缩在墙角，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看见父亲进来，吓得猛地缩成一团，下意识地往身后藏什么。葛振林的目光落在儿子手边的一个锡纸包上，那是吸毒用的东西，他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勋章呢？” 葛军不敢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断断续续地说勋章被他卖给了一个毒贩，换了两百块钱的毒品。葛振林没打他，也没骂他，只是蹲下身，捡起地上的一个破旧军帽，那是他给儿子留的，上面还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他把军帽塞到葛军手里：“你知道这枚勋章背后是什么吗？是你叔伯们用命换来的太平，是国家给一个老兵的最高认可。你偷的不是勋章，是我这辈子的良心，是那些牺牲战友的尊严。” 当天下午，葛振林亲自拨通了当地公安局的电话，把葛军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清楚，要求警方依法处理。民警赶来时，葛军抱着父亲的腿不肯放，哭着说自己错了。葛振林掰开儿子的手，眼神决绝：“国法面前，没有父子，只有公民。你犯了错，就得认，就得改。”他又对民警说：“把他送进戒毒所，严加管教，什么时候戒了毒，什么时候再出来。” 之后的日子里，葛振林每天都会坐公交车去戒毒所看葛军。他从不提勋章的事，只是给儿子讲狼牙山的战斗经历，讲战友们如何在弹尽粮绝时宁死不降，讲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八路军送粮食。有一次讲到马宝玉跳崖前喊的那句“中国共产党万岁”，葛振林的声音哽住了，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葛军看着父亲满头的白发，终于崩溃大哭，跪在地上说自己再也不碰毒品了。 警方很快抓到了那个毒贩，追回了那枚金质勋章。勋章上沾了污渍，边缘也有了磕碰的痕迹，葛振林用软布擦了整整一个下午，却怎么也擦不掉那些细小的划痕。没过多久，他把这枚勋章捐给了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馆长劝他留着，他摇头：“这枚勋章不该属于我一个人，该让更多人看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民族的骨气，什么是不能丢的底线。” 葛军在戒毒所里表现积极，用了一年时间成功戒除毒瘾，出来后找了一份汽修的工作，踏实过日子。逢年过节，他都会陪父亲去狼牙山祭奠战友，站在悬崖边，听父亲讲那些过往，他才真正明白，那枚勋章从来不是用来炫耀的物件，是刻在一个民族骨血里的信仰。 英雄的脊梁从来不是天生的硬，是在国法与亲情的抉择里守得住底线，在家风的传承里把家国大义刻进后辈的心里。葛振林用自己的方式，给儿子上了最沉重的一课，也让所有人看到，真正的英雄，从不会因为亲情而模糊了是非的边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