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庄田将军正在老乡家养伤。突然。邻村的交通员跑了进来。庄田将军说：不要慌，怎么了？交通员说：队长！不好了！鬼子来了。 交通员的声音带着哭腔，额头上的汗珠混着泥土往下淌，裤脚还被路边的荆棘划开了一道大口子，能看到里面渗血的皮肤。 他扶着门框大口喘气，手指向村口的方向，话都说不连贯：“居丁的鬼子……十来个，还有伪军，正往坡村摸过来，怕是盯上了这儿！” 庄田扶着炕沿想站起来，刚动了一下，右脚就传来钻心的疼，那是之前在琼山、定安边区打游击时，长时间奔走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溃烂伤口，这会儿被这么一急，疼得他额头瞬间冒了汗。 他咬着牙坐回炕沿，目光扫过屋内——这是定安坡村老乡王会储的家，半个月来，王会储每天上山采草药给他敷脚，还冒着风险去嘉积镇买稀缺的中药，才让伤口刚有了好转。 王会储听到动静从灶房跑出来，手里还端着刚熬好的药碗，碗里的褐色药汁晃出了几滴。他看了眼庄田的脚，又看了眼急得团团转的交通员，二话不说把药碗往灶台上一搁，弯腰就去背庄田：“庄队长，跟我走！村西头溪坎边的灌木丛密，鬼子搜不到那儿！” 庄田本想推拒，他知道王会储年纪不小，自己虽不算魁梧，但也有百十斤，可王会储的手已经牢牢扣住了他的腿弯，硬是把他背了起来。 这位朴实的农民步子迈得又快又稳，踩在乡间的泥路上，鞋底碾过碎石子发出咯吱声，庄田伏在他背上，能感受到他后背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还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草药和泥土混合的味道。 刚躲进灌木丛没几分钟，就听到村口传来了日军的皮鞋声和吆喝声，还有村里的狗被惊得狂吠。庄田透过枝叶的缝隙往外看，几个日军端着枪挨家挨户踹门，玻璃破碎的声音、妇女的哭喊声混在一起，刺得人耳膜发疼。 王会储捂住庄田的嘴，轻轻摇头，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榕树——那是日军的临时哨点，只要稍有动静，立刻就会被发现。庄田点点头，心里却翻江倒海：他是1940年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回琼崖的，周恩来总理还亲自为他改了名字，叮嘱他要扎根琼崖抗日根据地。这两年，他带着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士们打游击，端哨所、截军车，把鬼子搅得不得安宁，可如今却要让老乡为自己冒这么大的险。 鬼子在村里搜了半个多小时，没找到任何线索，气急败坏地抓了几只鸡，骂骂咧咧地走了。可天公不作美，刚松口气，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灌木丛根本挡不住雨，两人很快就被淋得透湿。 庄田的伤口被雨水一泡，疼得他直抽气，回到王家时，还发起了高烧。王会储看着他烧得通红的脸，蹲在灶房门口抽了半宿的烟，第二天一早，他就叫上侄子，拿着锄头和簸箕去了溪坎边。庄田醒来时，看到王会储叔侄俩浑身是泥地回来，才知道他们摸黑在溪坎边挖了个洞，挖出的土都倒进了溪水里，一点痕迹都没留。 那洞不大，却被王会储铺了干稻草，还在洞口搭了树枝和藤蔓做掩护，成了庄田新的养伤地。接下来的日子，王会储每天借着放牛的由头来送吃的和药，还会站在远处的田埂上放哨，只要看到陌生的人影，就甩响牛鞭报信。 庄田在洞里养伤的半个月，没闲着，他把自己从延安带来的游击战术写在烟盒纸上，让交通员带给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友，还跟来看望他的当地民兵讲如何利用坡村的地形打伏击。他知道，1942年的琼崖正处在最难的时候，日军调集了四千多兵力对琼文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还实行“三光”政策，树德乡有五个村的群众都惨遭杀害，唯有靠着灵活的游击战，才能跟鬼子周旋下去。 半个月后，庄田的脚伤彻底痊愈了。离开坡村那天，天刚蒙蒙亮，王会储把家里仅有的几个红薯塞到他包里，又把自己的蓑衣披在他身上：“庄队长，多打几个鬼子，替咱们老乡报仇！” 庄田握着他的手，重重地点头，那双手布满老茧，却比任何钢铁都要坚实。 他跟着交通员往内洞山根据地走，回头看时，王会储还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望着他，身影在晨雾里显得格外渺小，却又格外挺拔。 回到部队后，庄田立刻投入到反“扫荡”的战斗中。他按照在延安学到的经验，提出“内线与外线结合、主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军事与政治斗争结合”的策略，把部队拆成上百个游击小分队，在文昌、琼山等地伏击日伪军，短短几个月就击毁军车五十多辆，拔除据点八十多个，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二百多人。 每次打了胜仗，他都会想起坡村的王会储，想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的老乡们——琼崖的抗战能坚持下来，从来都不是靠某一个将军，而是靠千千万万个像王会储这样的普通百姓，是军民拧成的一股绳，才在孤岛上撑起了抗日的天。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庄田将军与坡村老乡的这段往事，却成了琼崖抗战史上最温暖的注脚。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从来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而那些平凡百姓的善良与勇敢，也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