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罗南辉去万县接头，被敌人抓住了。被捕后，他没按常理出牌。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是，敌人以为他是个软骨头，又继续问，担任什么职务？罗南辉回复交通员。 罗南辉 敌人审讯室的煤油灯晃得人眼晕，烟雾裹着血腥味呛得人喉咙发紧。罗南辉被反绑着双手按在木凳上，肩胛骨被绳子勒得生疼，额角的血顺着脸颊往下滴，那是刚才押送时反抗留下的痕迹。 他抬眼扫过对面的审讯官，那人穿着笔挺的军装，手里捏着一份皱巴巴的名单，眼神里满是算计。 敌人原本以为，抓来的这个年轻人会抵赖狡辩，会哭爹喊娘求活路，没想到罗南辉干脆利落承认身份，反倒让审讯官愣了一下，随即冷笑出声：“交通员？老实交代！你到底跟哪些人接头？名单上的这些人，你认不认识？” 罗南辉耷拉着脑袋，声音嘶哑，带着几分刚被捕的慌乱：“我就是个跑腿的，只负责传信，别的啥都不知道。” 他心里门儿清，地下工作的铁律就是单线联系，交通员的身份最不起眼，最不容易引起敌人深究，更不会牵扯出潜伏在万县的其他同志。那年他才21岁，已经在川东一带做了两年地下工作，跟着党组织发动矿工罢工，组织农民协会，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这次去万县接头，是要传递川东游击队的整编计划，没想到刚到接头地点的茶馆，就被叛徒指认，当场被捕。他揣在怀里的密信，早就趁敌人不注意，塞进嘴里嚼烂咽了下去，那是保护组织的最后一道防线。 审讯官不信他的话，拍着桌子吼道：“嘴硬！给我上刑！”鞭子带着风声抽在罗南辉身上，棉布衣服瞬间裂开一道道口子，血珠渗出来，很快就湿透了衣料。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只有疼得厉害时，才会闷哼一声。敌人的酷刑轮番上阵，烙铁烫过皮肤的灼痛感钻心刺骨，他晕过去三次，每次都被冷水泼醒。 醒来后，他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个交通员，只知道送信的路线，别的一概不知。”敌人见他骨头硬，又换了招数，把一碗白面馒头端到他面前，说只要他供出上级和接头人，就能立刻放他走，还能赏他大洋。 罗南辉看着馒头，喉咙动了动，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但他只是瞥了一眼，就把头扭到一边，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他知道，敌人的馒头里藏着毒药，是诱杀革命者的圈套，这种手段，他听老同志们说过无数次。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罗南辉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却始终没改口。敌人实在撬不出有用的信息，又查不到他担任更高职务的证据，真把他当成了个无足轻重的交通员。 那时候的万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抓了不少人，大多是基层的联络员和宣传员。敌人觉得罗南辉这种“小角色”没什么价值，关着还浪费粮食，加上党组织暗中疏通关系，打点了看守的士兵，半个月后，罗南辉就被当作“从犯”，和其他几个被捕的群众一起，被驱逐出了万县。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天，天灰蒙蒙的，罗南辉扶着墙，一步一步挪着走，伤口疼得他直冒冷汗。他找了个隐蔽的破庙，躲在里面养伤，伤还没好利索，就又辗转联系上了党组织。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为什么敢直接承认身份，就不怕敌人下死手吗？罗南辉笑着说：“敌人要的是大鱼，我把自己扮成小虾米，他们自然不会花太多力气。要是我抵赖不认，反倒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到时候受苦的不仅是我自己，还有更多同志。” 罗南辉后来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将领，带领部队打了无数硬仗。1936年，他在甘肃通渭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的名字，刻在了红军烈士的纪念碑上，刻在了川陕百姓的心里。 地下工作者的智慧，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在刀尖上跳舞，用最冷静的判断守护组织和同志。罗南辉的一句“交通员”，不是妥协，不是懦弱，是刻在骨子里的革命智慧，是用生命践行的忠诚。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