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个凌晨，重庆的巡逻士兵忽然发现城外来了一群赶牛的人，这群士兵心里不禁嘀咕道：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早就出来放牛了？他们不知道，这些穿着沾满泥点衣服的“放牛娃”，其实是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师生，赶着的也不是普通牲畜，28头荷兰乳牛、15头约克夏种猪，还有200多只家禽，每一口喘气都连着中国农业科学的未来。 那年冬天南京已经能听见炮火声，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 农学院的动物是从美国引进的珍贵品种，王酉亭带着12个饲养员说“中国的种，不能留给日本人”。 原计划走长江水路，3艘木船都联系好了，可没等出发，芜湖陷了，日军把长江航线掐断了。 他们只能改走陆路，1200公里，靠脚底板和木笼子，把这些“活教材”送后方去。 出发时带了500公斤混合饲料，200米帆布搭防雨棚，兽医李培元还备了10个急救箱。 王酉亭给队伍分了组，饲养组管喂食，医疗组看牲口健康，警戒组负责探路。 每天最多走25公里，到点就得歇，牛要吃草，猪要喂糠，比照顾人还仔细。 有员工抱怨过“人都快饿死了，还管这些畜生”，王酉亭没骂他，只是把自己的窝头掰了一半给那头怀崽的荷兰牛。 过江汉平原时最难。 1938年正月里，云梦泽的沼泽地冻得硬邦邦，太阳一出来又化成烂泥。 3头种猪陷在泥里直哼哼，几个人跳下去用肩膀扛，泥没到大腿根，硬是把猪抬到干地上。 晚上宿营，李培元用青蒿和板蓝根熬了大锅汤，给牲口灌下去，“人病了能扛，它们病了，一路就白走了”。 后来这方子还登在了当时的《畜牧兽医月刊》上。 最险的是在宜昌外围。 1938年3月17日上午，9架日军飞机突然俯冲下来。 炸弹在畜群旁边炸开，饲养员陈阿毛扑在一头牛身上，气浪把他掀出去老远。 等硝烟散了，4个兄弟没起来，12只鸡被炸死了。 王酉亭抱着流血的种猪“爱国号”，手都在抖，可还是咬着牙说“走，接着走”。 那天晚上，他们摸着黑把牲口转移到山坳里，谁都没合眼。 16个月后，这支奇特的队伍终于走到了重庆沙坪坝。 荷兰乳牛从28头繁育到87头，成了大后方医院和学校的奶源；约克夏种猪和本地猪杂交出的“川东黑猪”，让肉产量提了不少。 直到抗战胜利，这些动物没少一头核心品种。 现在南京农业大学还留着“爱国号”的标本，标签上写着“1938-1946，见证一场用脚步丈量的坚守”。 那天清晨重庆城外的牛群，后来在沙坪坝农场的栏里生下了一代代小牛。 王酉亭晚年回忆时总说，最难忘的是过沼泽地时，大家喊着号子抬猪的声音。 其实哪有什么奇迹，不过是一群人把“不能让学术断了根”的念头，一步一步走成了1200公里的路。 那些被精心照料的牲畜，早把这段历史嚼进了骨头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不会褪色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