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23日中午，张灵甫的外孙鲁航放学回家，一进门便吓傻了。 屋里静得反常，母亲常坐的藤椅空着，桌上的搪瓷杯还冒着余温，那条她最喜欢的红色围巾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像团凝固的血。 鲁航喊了两声没人应，书包滑落在地。 邻居李阿姨匆匆跑来，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诊断书。 "你妈上午被送医院了，"她声音发颤，"医生说...吃了太多降压灵。 "外婆王玉龄赶到医院时，抢救室的灯已经亮了两个小时，护士进出都低着头。 后来才知道，母亲张惠君那段时间总失眠。 1979年她申请平反时，档案袋上那句"其父属国民党战犯，不予纠正"像根刺，扎了四年。 上个月厂里通报她挪用公款58元时，她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出来时眼窝陷得吓人。 我觉得，那瓶降压灵或许早成了她对抗生活的武器，只是那天用错了方式。 外婆王玉龄总说，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她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在南京码头等船，手里攥着张灵甫留下的佩剑照片。 1952年生张惠君时，她特意给女儿取小名叫"念慈"，却在那个年代成了不敢示人的秘密。 有次整理旧物，我发现母亲入团申请书上"家庭成分"栏被划得漆黑，纸背都磨破了。 南京三中的档案里还留着1969年的记录，母亲因为"历史问题"没入团。 其实那时她每天最早到教室擦黑板，冬天手冻得裂开口子也不停。 去年在上海见到黄百韬的女儿黄慧南，她说那时候她们这些"战犯后代"，连跳皮筋都要躲着红卫兵。 现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还锁着那个用降压灵药瓶改的钢笔。 1988年心理治疗时，医生让我把最害怕的东西变成纪念品。 上周去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说要展出它。 玻璃柜里的药瓶标签已经泛黄，但阳光照进来时，瓶身折射的光斑像极了母亲年轻时的笑容。 那天闭馆前，我又看了眼展柜里的药瓶钢笔。 标签上"降压灵"三个字被磨得快看不见，瓶口缠着的蓝布条却还是鲜艳。 外婆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在雾里走，有时候看得见前面的灯，有时候看不见。 现在想来，母亲当年大概是把那灯光当成了别的东西，走错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