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向健康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被查出患上癌症，一天，他找到在美国攻克癌症的专家四女婿郑维健说：“包氏家族有近百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股票和现金，需要一个亲信来打理。”郑维健沉默不语，但是，不久对包玉刚来说，这个坏消息却成了他的一件好事。 1987年，对于习惯了掌控风浪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来说，是一道关于命运的分水岭，那一年，他的身体里查出了肝癌迹象，这个消息不仅是医生的一纸诊断，更像是一场对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极限压力测试。 有趣的是，这位曾经从上海银行界走出，用金融思维改写全球航运规则的巨擘，在生命的倒计时里，不仅没有让帝国崩塌，反而借由这场危机，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权力切割与传承，最耐人寻味的一幕，发生在包玉刚与他的四女婿郑维健之间。 这本身就像是一场充满了宿命感的博弈：岳父是急需安排身后的商界大亨，女婿却是一位在大洋彼岸享有盛誉的癌症研究专家，当包玉刚躺在病床上，面对自己无法战胜的病魔时，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劝说这位能治疗身体癌症的医学博士放弃柳叶刀，回来“治疗”家族资产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要知道，当时包氏家族在美国趴着近百亿美元的债券、股票和现金，这笔巨额财富像一头没有驯兽师的巨象，急需一位有着极高智力门槛且绝对值得信任的人来驾驭。 包玉刚看中的，恰恰是郑维健身上那种科学家的严谨与冷静，即使早在1985年，包玉刚就已经未雨绸缪地设立了五个信托基金，但在面对“谁来管钱”这个问题上，他展现出了极度精准的识人眼光。 最终，这位康乃尔大学曾经的教授、威斯康星大学的医学博士，在面对家族责任与个人志趣的十字路口，选择封存了自己的听诊器，尽管这对医学界或许是个损失，但对包氏帝国而言，这最后一块拼图终于严丝合缝地归位了。 回看包玉刚的这盘大棋，你会发现“分而治之”并非他在病榻上的突发奇想，而是贯穿他一生的底层商业逻辑，他把自己庞大的商业版图像切蛋糕一样，按照四位女婿的职业特长进行了极其冷静的物理切割。 如果你仔细分析这四位接班人的背景，会感叹这简直是一个高配版的跨国经理人天团，大女婿苏海文，律师出身，还做过立法局议员，这正是航运这种跨国界、重法规行业最需要的掌舵人配置。 二女婿吴光正，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科班出身，早年在银行历练，无论学历还是经历，都是接手九龙仓和会德丰这些地产、零售巨无霸的最佳人选，三女婿塚本总一郎，日本建筑师，不仅懂设计还深谙日本社交文化，正好负责日本市场的贸易拓展。 而那个为了家族放弃医学梦的郑维健，则接管了最为敏感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投资基金，哪怕是在1998年他与四小姐包陪蓉的婚姻走到尽头之后，他依然稳稳地坐在家族资产管理人的位置上。 这一看似反直觉的现象，恰恰证明了包玉刚设计的信托机制有多么高明：资产所有权属于女儿，经营管理权属于经过验证的职业精英，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像一道防火墙，阻断了婚姻变动可能引发的商业地震。 事实上，这种着眼长远的布局能力，早在包玉刚创业初期就刻在了他的基因里，当大部分船东还在赌运费上涨赚快钱的时候，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就已经开始玩“长期租赁”的把戏了，不管市场好坏，他通过长约锁定利润，这种极度厌恶风险的策略。 让他在后来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不仅没翻船，反而借势上位，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又敏锐地嗅到了航运业即将到来的寒冬，果断掉头登陆，那场著名的“登陆战”至今仍被商业教科书津津乐道。 他先是在1980年拿下了九龙仓，控制了关键的港口地产，紧接着在1985年又砸下25亿港元硬吃会德丰，这两次精准的资本运作，不仅让他避开了航运大萧条的毁灭性打击，更为后来几位女婿的分家提供了足够丰厚的“实业地盘”。 等到他确诊癌症时，整个家族已经完成了从海上到陆地、从单一航运到多元财团的惊险跳跃，对于包玉刚来说，癌症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生理事实，但他用超人的智慧将这个坏消息转化为了家族团结的催化剂。 他没有像古代老地主那样为了分家产闹得鸡飞狗跳，而是像设计一艘远洋巨轮的隔水舱一样，给每个女婿都安排了最适合的战场，如今当你看到吴光正家族在财富榜上数百亿的身家，看到环球航运依旧在大洋上穿梭。 甚至看到那位已经“编外”的前女婿郑维健依然在为家族打理资产时，你不得不佩服那位在1991年离世的老人，他用一场危机完成了权力的交接，不仅捐资宁波大学留下了名声，更重要的是。 他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用一种近乎冷酷却又极具温情的制度设计，确保了这艘巨轮在他下船之后，依然能平稳航行。 信息来源：光明网（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 官媒）：-11/24/content_862027.htm（包玉刚逝世原因与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