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给斯大林同志打电话，告你的状！"1951年，衣着寒酸的何长工在苏联谈判时，不按套路出牌，吓坏了苏外长维辛斯基。 这句话像颗炸雷，在莫斯科会客厅里炸出了沉默。 维辛斯基捏着钢笔的手指泛白，对面这个穿棉布中山装的中国人，袖口还沾着机油印，竟敢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谈判桌上掀桌子。 1951年的春天，莫斯科的雪刚化，克里姆林宫的鸽子掠过红场时，谁也没想到这场航空技术谈判会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开场。 何长工不是来吵架的。 出发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不能总开着缴获的飞机上天。 那时候志愿军的米格-15在朝鲜上空被美军F-86追着打，国内98家机械厂加起来，连个像样的飞机零件都造不出。 这个1921年就在法国施耐德工厂摆弄过机床的老革命，带着抗大培养的1.2万技术干部的期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的俄语此刻成了最锋利的武器。 维辛斯基的迟到是故意的。 1951年4月17日的会客厅，时钟指向三点二十分，苏联外长才带着一身香水味走进来。 他瞥了眼何长工磨白的领口，把协议草案推过来，上面密密麻麻的限制条款，比给东欧兄弟的苛刻多了。 何长工没翻页，突然用俄语喊出斯大林的名字，翻译吓得笔都掉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和团队预设的三级预案里最险的一步。 协议签下来那天，何长工在日记本上画了架小飞机。 1267台套设备清单上，雅克-18教练机的图纸编号被圈了三遍。 苏联专家撤走时撇着嘴说中国人学不会，可1954年7月，哈尔滨飞机厂的工人们就把初教-5开上了天。 那些在抗大一分校啃过书本的年轻人，此刻正趴在图纸上，把俄语说明翻译成中文，铅笔头都磨圆了。 我觉得这种看似冒险的举动，其实是对苏联体制的精准把握。 何长工知道科层制的死穴，谁也不想承担得罪斯大林的风险。 就像他当年在施耐德工厂观察到的齿轮传动，只要找对那个关键的啮合点，再大的机器也能转动。 后来北京航空学院的课堂上，老师们总爱讲这个故事，黑板上画着的米格-15线条，和讲台上的粉笔灰一起落下来，像极了莫斯科会客厅里的雪茄烟雾。 现在沈飞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何长工穿过的那双牛皮鞋。 鞋底磨出的纹路里，嵌着从莫斯科到哈尔滨的泥土。 当年他穿着这双鞋走遍156项工程现场，看着工人们把苏联设备安装调试。 1956年歼-5首飞那天，电台里报喜的声音刚落，有人发现老何悄悄抹了把脸，谁也说不清那是机油还是别的什么。 那双棉布中山装后来送给了博物馆，讲解员说，就是这件衣服，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谈判桌上，让社会主义阵营的技术封锁裂开了一道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