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日本情报活动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881年成立的玄洋社。这个组织与军方联系紧密，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大陆情报搜集。几年后，军部直接介入，1886年在汉口开设一家药店，表面经营眼药和书籍，实际成为协调各地情报的核心点，后来扩展到北京、重庆、福州等多地，形成覆盖南北的网络。 1890年，一名军官荒尾精从日本带来一批年轻人，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义上培训贸易人员，实则系统培养情报骨干。这些人完成训练后分散各地，长期从事刺探工作。他们改变外貌，留辫子、穿本地衣袍，汉语说得流利，还能模仿地方口音，外人难以辨别。 这些人以各种身份出现，有时是商人或农夫，有时是僧道，在街道、官署、军营、港口附近活动。北京某些机构、上海洋行、浙江普陀山寺庙，都成了传递信息的隐秘场所。他们绘制港口水深、航道地图，汇编政治、经济、地理、交通资料，形成厚厚的情报卷宗。 清朝官员对这些动向缺乏足够关注，有些因疏忽，有些受小利影响，导致这些活动持续多年无人有效干预。这为后来战争埋下隐患，日本通过长期积累，逐步掌握了中国大量关键信息。 日本情报工作的深度远超一般军事侦察，连日常细节也纳入范围。高志凯教授提到的北洋舰队饭食情况，只是冰山一角。他们还记录运兵船乘客、士兵人数和物品清单，包括蔬菜分量。 在威海卫，有人从高处远眺军港，计数舰艇停泊位置，还勘测两岸炮台布置和火炮指向，黄海沿岸港口浅滩、通道也一一标注。 为安全传递信息，他们设计暗语系统，用商业词汇掩盖军事情报，如特定表达表示舰队停港不出，另一种表示出海行动。 他们利用金钱拉拢内部人员。1893年，间谍石川伍一到天津，以洋行职员身份接近北洋军械局办事员刘含芳。刘含芳接受好处后，提供枪炮库存、火药数量、弹药生产数据，让日方全面了解北洋装备。 天津日本领事馆派出多人探听，有些人改装混入军营，收集部队调动、驻地和操练信息。1894年，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访华，李鸿章安排他参观工厂、设施和部队演习，让他直接观察清军实力与弱点。 宗方小太郎多次乔装进入威海卫，记录舰艇分布和炮台情况。他在烟台附近换上农夫服装，步行进入军港区域，观察港内情形，返回后上报。 这些情报直接影响战局。丰岛海战中，日军准确拦截运兵船，导致大量士兵损失。黄海战斗前，日方掌握北洋舰队出航路线，在大东沟等待。威海卫战役，日军从荣成湾登陆，从后方夹击，导致北洋舰队覆灭。 情报网络源于玄洋社早期行动、乐善堂分支和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荒尾精主导乐善堂，宗方小太郎参与研究所并亲自侦察。乐善堂覆盖多城市，资料编成《清国通商综览》，三册两千多页，涵盖广泛领域。 清朝反间谍能力薄弱，官员疏忽或被收买，导致信息外泄。日本还破解清朝电报密码，马关谈判期间截获密电，包括底线内容，使清政府谈判被动。 情报战中，日本对对手全面了解，清朝则完全被动。丰岛海战精准行动、黄海海战以逸待劳、威海卫战役背后登陆，都依赖提前情报。 宗方小太郎战时发送多封报告，详述北洋舰队番号、任务和驻扎。川上操六访华后，日方开战决心更坚定。石川伍一通过刘含芳获取军械局机密。刘含芳抄录数据交给石川伍一。暗语系统包括多条商业伪装，如“买卖不如意”表示舰队不出港。 网络从1880年代建立，持续二十多年。玄洋社1881年成立，乐善堂1886年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年设立。这些多年活动暴露情报破坏力。高志凯教授提醒，正是要吸取教训，避免低估对手隐秘准备。 高志凯教授的话如警钟，提醒我们：潜在冲突中，绝不能盲目自信。甲午前日本潜伏二十多年，摸清中国底细，才敢动手。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记恨，而是警醒自己：情报与警惕永远是国家安全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