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纯如最后的遗容，她安详地躺在棺椁里，丈夫亲吻她的额头，与她做最后的告别，她的父母和弟弟也都来了，送别张纯如。 教堂的光透过彩色玻璃，在白色棺木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丈夫布瑞特的嘴唇轻轻触到她的额头时，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他就那么俯身站着，像一尊突然被冻住的雕塑。旁边的人听见他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睡吧，亲爱的。”这句话他在无数个夜晚说过，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回应了。 母亲张盈盈穿了一身黑色套装，站得笔直。她看着女儿，眼神里有些东西碎掉了，又有些东西烧起来了。父亲张绍进握着她的手，老教授的手这次握得特别紧，好像一松开，自己也会倒下去。弟弟张纯恺站在父母身后，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肩膀绷得像块石头。他想起小时候姐姐教他认字，第一个教的就是“正义”两个字。姐姐说，这两个字写起来很难，做起来更难。 屋子里挤满了人，有她普林斯顿的同学，有出版界的编辑，有她采访过的幸存者后代，还有些面孔陌生但眼睛红肿的陌生人。这些人原本活在张纯如的书页之间，现在从字里行间走出来，送她最后一程。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被人搀着，喃喃地说：“她让我们被看见了。” 是啊，被看见了。这个叫张纯如的女人，用一本《南京暴行》，把一段几乎被世界遗忘的屠杀，硬生生推到了西方读者的眼前。1997年，那本书像颗炸弹，炸开了历史的沉默。很多美国人第一次知道，南京城曾经发生过什么。她写书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在图书馆地下室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看着那些照片，那些记录，常常哭得写不下去。但她还是写完了。 她不是历史学家出身，学的其实是新闻。也许正因如此，她的笔才那么狠，那么直接。她不写干巴巴的数据，她写那个为了保护怀孕妻子而被刺刀挑开的男人，写那个被轮奸后身体被瓶子撕裂的少女，写长江水变成深红色的那个冬天。有人批评她情绪化，说她不够学术。可那些躺在档案馆里“足够学术”的档案，已经沉默了多少年？有时候，要让世界听见，就得用尽力气去喊。 书写完了，她的战争却没结束。信件里开始出现恐吓，电话在深夜响起。她得了抑郁症，开始失眠，头发大把地掉。孩子还小，抱着她的腿叫妈妈，她却常常坐在窗前发呆，一坐就是半天。那些她写过的血腥画面，那些她听过哭诉的幸存者的脸，白天黑夜地缠着她。医生开的药吃了也没用，那些记忆像是刻在骨头上了。 最后的那个秋天，她开车去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车里放着丈夫和孩子的照片，还有一本翻旧了的《南京暴行》。她给自己选择了离开的方式，就像她给自己选择了书写的方式一样决绝。 葬礼上没有人说“安息吧”，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从来就不是个能“安息”的人。她活着时像团火，烧自己，也照亮别人看不见的角落。现在火熄了，但那些被她照亮过的地方，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总说记住历史，可怎么记才算数？是档案馆里泛黄的纸页，是纪念碑上冰冷的数字，还是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去换来的、让世界无法移开目光的凝视？张纯如选择了最艰难的那种，把自己变成火炬，点燃了，举起来，哪怕知道最后会烧到自己。 棺木合上的时候，阳光突然强烈起来，整个教堂都被照得透亮。那个躺在花丛中的女人，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她花了三十六年，走完了一段比很多人一辈子都沉重的路。 走出教堂的人都在揉眼睛，不知道是被阳光刺的，还是别的什么。外头世界的喧嚣一下子涌过来，车声，人声，秋天干爽的风。世界还在转，只是少了个人。但又好像没少，她留下的那些字句，还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在大学的课堂里，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下一个翻开的人。 历史从来不怕被遗忘，怕遗忘的，永远是人。而总有一些人，宁愿自己碎掉，也不让记忆碎掉。张纯如就是其中一个。她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个人可以脆弱得不堪一击，同时也可以坚韧得改变历史的重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