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4岁的何香凝在逃港途中，被一伙人开枪逼停了船，船长绝望了，何香凝却很镇定地说：“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船上，想劫就来吧。” 1941年冬天，日军突然扑向香港，城中枪声四起。彼时我方已判断这里聚集着何香凝、茅盾、柳亚子等三百多位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下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把这些“老朋友”救出来。这场后来被称作“大营救”的行动，就这样在炮火与封锁中悄然展开。 何香凝当时藏身于香港一处偏僻住处，远离繁华闹市，暂时没被日军盯上。街道上的枪炮声常常透过窗子传来，她却没有沉溺惊慌，而是每天抽时间铺纸研墨，把战时香港的景象画进画里：逃难的民众、巡逻的日军、荒凉的街巷，既是记录，也是让自己心绪平静的方式。 她之所以成为日军搜捕的重点，不只是著名画家，更是从日本留学时代就投身同盟会的老革命，曾与孙中山并肩，参加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还在丈夫廖仲恺被囚时亲自组织营救，早已是敌人眼中的“危险人物”。 一天清晨，大门被粗暴拍响，院里站满荷枪实弹的日军。小队长冷冷盘问她的身份，她却先一步用流利的日语回答，称自己只是替主人看房的管家，又说房主一周前已坐船去南洋。 面对她标准的发音和对东京街道的对答如流，日军的疑心淡了许多，顾忌房主背景，最终没有深入搜查就撤离。危机暂时过去，她心里却明白，自己留在这里迟早会暴露。 正盘算出路，女儿和女婿先来辞行，他们仍要继续投入革命工作，必须尽快离开香港。离别时，她一边不舍，一边一再叮嘱，无论局势多险恶也绝不能变节。 亲人走后，她在港岛上愈发举目无亲。就在这时，又一阵敲门声响起，一个陌生男子自报姓名谢一超，自称是她儿子的朋友，转达组织的决定：日军已经掌握她尚在香港的情报，必须立即转移。 她来不及多收拾，只提了个小皮箱和几份干粮，扶着儿媳、牵着孙女，跟随谢一超悄悄离开，先被安顿到码头附近一户船家，等待出海时机。 港口早已被封锁，日军甚至拆掉部分船只发动机，为的就是斩断逃跑的后路。他们曾被迫躲进芦苇丛里避开巡逻刺刀，之后只得靠人力和风力，让船一点点挪出危险水域。 船总算离开香港近海，朝广东方向驶去，船上的人却不敢松气。快到广东时，一艘快艇突然从前方杀出，开枪示警，命令靠停检查。 船长惊出一身冷汗，以为遇上海匪，船舱里立刻炸开了锅。她听着甲板上的争执，反而镇定下来，让船长转告对方，何香凝就在船上，要打劫就上来。这一句看似倔强的话，背后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坦然。 出人意料的是，快艇上的人一听到她的名字，神情顿时大变。原来他们是十九路军出身、已参加东江纵队的战士，奉命在这一带查缉日军探子。蔡延锴将军与她交情深厚，她本人和廖仲恺的事迹更早已在部队中广为流传。 见到她本人，又听说此行是去安全区域继续抗战工作，战士们当即收起架势，不仅把船上的粮食补给送过来，还给船长指出一条避开日军巡逻线的安全航道，护送他们一路向前。 在这段海上惊险旅程前后，香港的营救行动已持续了两百多天，从一个个隐蔽住所，到一艘艘小船的暗夜起航，最终实现了零被捕、零牺牲，几乎挽回了文化界的“半壁江山”。 而在这场大营救中，何香凝既是被救的对象，也是革命精神的象征。她从日本留学投身同盟会，到广州护法、营救丈夫，再到香港沦陷时淡定应对搜查、在甲板上亮出自己的名字，她用一贯的刚烈和豁达，将一个女革命家、女权先驱和美术家的多重身份紧紧缠在一起。 此后她用画笔和诗文记下这段经历，画中透出的浩然正气，正是那次营救行动的精神写照。对她来说，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坚守自己信仰，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提醒后辈“不能变节”，比安稳苟全更重要。 正是这一代人，把个人安危和小家庭放在身后，让更多人得以在废墟上继续写下中国文化和革命的后半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