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秘书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整理遗物。 1919年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集会上，15岁的邓颖超站在戏台上演讲，国家都要亡了，我们还读什么死书！台下21岁的周恩来攥紧了手里的传单，后来觉悟社开会，他总把靠窗的位置留给她，说小超眼神好，能看见街角的暗探。 20个年轻人挤在租借的小洋楼里写宣言，煤油灯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棵并排生长的白杨树。 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明信片，正面是卢森堡的画像，背面写着愿我们同赴理想。 1925年广州结婚那天，两桌酒席坐的全是同志，邓颖超第二天就跟着他去黄埔军校整理文件，他伏案写讲义，她在旁边糊信封，钢笔水没了，就用唾液沾着写完最后一行。 有同志打趣总理夫人还会干这个，她笑着把浆糊罐子推过去，我本来就是来帮忙的。 1949年讨论卫生部长人选时，周总理直接划掉提名名单上的邓颖超，她是我妻子，这个位置要留给更需要的人。 后来邓颖超行政评级主动从四级降到六级，家里饭桌上常年是两菜一汤，剩菜必须留到下顿，连卫士都知道，总理的睡衣打了73个补丁，领口磨破了就翻过来缝。 有次接待外宾，他挽起袖子露出补丁，笑着说我们中国人讲究新三年旧三年。 长征路上邓颖超咳血发烧，把唯一的退烧针让给了同样病重的周恩来，自己嚼着树皮赶路。 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她以家庭主妇身份掩护交通线，他深夜回来，两人只说今天天气冷灶上有粥，半句不提工作，却能从对方的眼神里知道一切安好。 有次特务突然搜查，她把密信塞进煤炉，他顺势添了块煤，火星子溅到手上也没动。 1974年江青集团正想拉拢邓颖超，总理把批示锁起来，是怕她成了斗争的靶子。 邓颖超后来在人大会议上说我等这个任命等了五年，不是等官做，是等大家忘了‘周恩来夫人’这个标签。 她推动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时，总带着那支周恩来1946年在重庆用过的钢笔，笔帽磨出的铜锈，在文件上留下淡淡的印记。 现在西花厅的展柜里，那份批示原件还放在周恩来的老花镜旁边，牛皮纸袋的折痕和睡衣上的补丁一样，都是磨了又磨的印记。 他们用一生证明，有些权力放得下，比拿得起更需要勇气这或许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最珍贵的样子，把自己活成了原则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