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来到深山调研，由于过于饥饿，于是就向村民讨吃的。不料，村民居然端来一碗猪食，没想到何家庆不仅没生气，甚至接过那碗猪食，泪流满面地吃了起来。 在2019年的手术台上，医生们正对着一双刚刚取下的眼角膜感到不可思议。这属于一位七十岁的癌症逝者，按理说，生命枯竭之时的器官早已浑浊，但这双眼睛却清澈透亮，干净得像个没遭过罪的青年人。 但这双眼睛的主人何家庆，这辈子恰恰是用这副身体遭了最多的罪。 医生不知道的是，这双透亮的眸子曾经哪怕面对着满满一碗泔水，也没有流露出丝毫嫌弃，那是1998年的西南深山，为了寻找某种能救命的植物资源，何家庆已经把自己变成了“野人”。 当他饿得几乎昏厥，踉踉跄跄向一户农家求助时，同样赤贫的村民确实拿不出像样的口粮，最后端出来的，是一碗混着野菜糠麸的猪食。 一般的教授这会儿早该拍案而起，或者转头离去，何家庆没有。他不仅伸手接了过来，甚至没有去拿筷子，直接用手抓着这碗黏糊糊的“救命饭”往嘴里塞。 那一刻，这双后来被医生惊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他不觉得委屈，反而是因为看透了这里的穷——连用来待客的“善意”都只能是这种成色，这片土地该有多苦？ 这种对于“苦”的极度钝感，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偏执，源于他童年那个奇怪的账本。 1949年出生的何家庆，从小就是泡在黄连水里长大的，父亲是个拉板车的苦力，为了帮补家用，十三岁的何家庆肩膀上就被麻绳勒出了永久性的痂痕。 他在安徽大学当植物学教授时，原本可以安稳地待在实验室，但在听说一位法国传教士曾大摇大摆地从大别山掠走了五百多号植物标本后，他的那种“欠债感”又上来了。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中国人自己都还没摸清底细，反倒让外人先登了捷报，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耻辱。 这一年是1984年，他决定自费进山，工资微薄，他就开始了苦行僧式的攒钱，甚至跑去工地上搬砖、去郊区拾荒。 看着儿子如此执拗，那位一生劳碌的老父亲，颤巍巍地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布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毛票和硬币，整整四千元——这是老人一辈子从牙缝里省下的积蓄。父亲什么大道理都没讲，只是指了指那个记录恩情的烟盒。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的腿被山体滑坡的碎石砸得血肉模糊，蚂蟥顺着裤管爬进去吸血，滚成圆球后留下一个个溃烂的血洞。但他愣是拖着伤腿，走完了一万多公里的山路，硬生生把大别山的植物家底摸了个底朝天。 但对于何家庆来说，搞清楚植物资源只是“还债”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资源变成山里人碗里的饭。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大量关于魔芋的资料，这种在当时无人问津的作物，被他视作扶贫的良药。 九十年代在绩溪县挂职科技副县长时，当地人压根没见过这样的官，他不坐办公室，而是直接把铺盖卷扔到了田埂边的窝棚里。 那时候推广魔芋种植，老百姓胆子小，怕白忙活一场，何家庆就自己掏腰包买种子，自己先种那一亩三分地的“样板田”。暴雨来了，别的干部在指挥，他直接跳进齐腰深的浑水里疏通河道，结果染上了严重的血吸虫病，差点把命丢在水里。 可即便这样，他那个随身携带的布包里，记录的东西反而越来越重。除了早年父亲的教诲，又多了无数张泛黄的车票、干粮的收据，以及那次惊心动魄的西南之行。 1998年，那场只有五元的干粮开支和那碗猪食的背后，是他揣着省吃俭用的两万七千多元，却在途中遭遇车祸、被劫匪抢劫、甚至一度流落到黑煤窑做苦力、靠沿路乞讨才活下来的惨烈经历。出发前，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若遇不测，不必寻我”的心理准备，给妻女留下了那封形同遗书的家信。 那些年，他像个疯子一样在8个省份的400多个村寨之间穿梭，硬是教会了两万多农户怎么靠种魔芋和栝楼吃饭。作为“魔芋大王”，他在这一行早已是权威，可直到晚年，他在食堂吃饭依然只点最便宜的素菜，身上的衣服永远洗得发白。 即使是国家奖励给他的十万元扶贫奖金，这笔在那时足以改善任何家庭生活的巨款，他在手里还没捂热，就反手全部捐了出去。 直到2019年，这位倔强的老人在调研途中突然晕倒，醒来时已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到了生命最后时刻，他拒绝了那种昂贵的维持性治疗，反复叮嘱要把钱省下来，理由和他这一辈子的逻辑如出一辙——资源不能浪费在他这个没用的人身上。 他让家人帮他支起手机，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录下了视频，不是交代遗产，而是决定捐出自己全身上下最后还有价值的东西：眼角膜。 如今，这双“看”过猪食、“看”过狼眼、“看”过无数次绝望与希望的眼睛，真的如同清澈的泉水一般，留在了两个原本在那片他牵挂的山区里生活、却看不见光明的孩子身上。他在那个泛黄笔记本上写下的“吃苦是福”，终究在他身后，化作了别人眼里的福气。 信源：新华社——扶贫，直到生命尽头！“魔芋大王”何家庆教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