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我军在甘肃逮捕一女匪首，竟是失散 14 年的红军排长。当战士们将她押进团部时，她袖口磨出的补丁里还缝着半块褪色的红布条。 1949年到1950年交替的那个肃杀寒冬，对于第4军的侦察连战士来说，是一段既紧张又错愕的记忆，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进山清剿盘踞在深山老林里的“残匪”情报显示那是一股百十来号人的武装力量。 冲进那座夯土垒成的山寨时，眼前的景象把所有人都搞蒙了，没有想象中机枪喷吐的火舌，也没有土匪窝里常见的乌烟瘴气，场院的架子上晒的不是狼皮羊皮，也不是风干的肉条，而是成筐成筐的草药，房前屋后的绳子上，飘荡着一条条洗得发白的绷带。 这一瞬间的恍惚，让人以为误闯了一处野战医院，而不是进了土匪窝，坐在聚义厅正当中的“大当家”是个中年女人，她并没有那种啸聚山林的匪气，反而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显出一种异常的平静。 她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坐在简陋的木椅上，似乎已经等这一刻很久了，见到冲进来的解放军战士，她缓缓站起身，那个不仅没有去摸枪，反而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包了好几层油纸的小包。 随着油纸一层层揭开，露出来的既不是金银细软，也不是保命的黑材料，而是一本泛黄起毛边的册子，和一块藏在袖口里、早已褪色的红布条，那名带队的王排长接过来一看，手就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那是一张1936年的红军花名册，在那发脆的纸页上，赫然写着：妇女先锋团三营二连排长，吴珍子，四川巴中人，谁能把眼前这个深山“匪首”和那个曾经受尽压迫、为了逃避童养媳命运在十五岁毅然参军的四川妹子联系在一起。 1936年初春，风像刀子一样割脸，为了躲避马家军骑兵的火把和马刀，已经成为红军骨干的吴珍子带着几个女兵在冰河里趟了大半夜，那一晚，她本有机会甩开追兵，可半道上遇见个脚踝断折、哭声都没了力气的孩子。 在那生与死的关口，骨子里的那份悲悯让她停下了脚步，她用半块青稞饼哄住了孩子，借着凄清的月光，在那荒野里完成了接骨，也就是这一次耽搁，马家军黑压压的骑兵堵住了洞口，那医药箱上绣着的红五星，成了她的催命符，也成了她后来保命的依仗。 被俘后的日子是地狱，在凉州城的土牢里，审讯和酷刑没能撬开她的嘴，无论是一夜的吊打，还是差点被那个叫韩德庆的土匪头子捏碎下巴，她都死咬着牙关，命运的转折极其荒诞，那个折磨她的韩德庆背上生了大毒疮，疼得呼天抢地。 吴珍子再一次握起了“手术刀”那是一片磨得锋利的竹片，她替仇人剜去了脓包，这手绝活换来了五块大洋的赏钱，也换来了一个看守老妈子的恻隐之心，那是她逃出魔窟的唯一机会，可真正的绝望，往往不在敌人的牢房里，而在寻找归途的路上。 她在雪地里像个野人一样滚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摸到了联络站，却被警惕的站长挡在了门外，那个年代，特务渗透得厉害，谁也不敢轻易相信一个满身伤痕、衣衫褴褛的“归来者”那一刻的委屈和心碎，恐怕比凉州的皮鞭更伤人。 手里攥着站长给的两块路费银元，望着茫茫雪原，她成了断了线的风筝，这只风筝最后飘到了乌鞘岭的山寨里，那是一群虽然落草为寇，却大半是旧军阀溃兵组成的汉子，领头的还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听说她懂医术，这群在刀口舔血的人便像供菩萨一样把她留了下来。 这十二年里，这座原本应当充斥着暴戾的山寨，悄然变了模样，吴珍子没让大伙去抢劫商旅，反而带着大家在向阳坡上开垦药田，她定下了严苛的规矩：不许扰民，不许祸害乡里，这哪里还是土匪窝，分明成了十里八乡的庇护所。 这群在那动荡年代里无处容身的汉子，手里拿着的汉阳造，最后竟成了保护这一方水土的家什，当组织的工作组跑遍了周围的三县九乡进行核查时，从老乡嘴里听到的全是“活菩萨”谁家的媳妇难产是吴先生救的，哪次外面的土匪来抢粮是吴先生带人打跑的。 这个“女匪首”的案卷里，竟然找不到一件劣迹，全是一笔笔救人的恩情，回归后的日子，吴珍子脱下了羊皮袄，换上了白大褂，但在军区医院的护士们眼里，这位吴医生总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习惯。 每天天刚蒙蒙亮，她就抢着去打扫卫生、摆弄器械，仿佛少干一点就是罪过，当她第一次在药房看见那瓶白色的磺胺粉时，这个在酷刑面前没掉过一滴泪的铁娘子，竟然捂着嘴哭得像个孩子，她摸着药瓶喃喃自语：“要是当年有这个，祁连山下能多活多少姐妹啊”。 虽然脱掉了匪号，穿回了军装，可吴珍子的心里始终装着一片荒野，如今，在河西走廊的牧区，老人们哄孩子还会说“叫吴阿嬷来扎针”而那个被称为吴阿嬷的人，只要到了清明，就会带着纸钱去倪家营子，去那片长满了骆驼刺的戈壁滩。 信息来源：江山文学网——《珍子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