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选择独前往中立国巴西。他们放弃了回到中国大陆，放弃了和家中的亲人团聚，自去到那个遥远且陌生的新大陆。 明明是巴西最毒辣的日头，汗水顺着脊背把衣服湿了个透，周围干活的当地人都恨不得光着膀子，但这几个中国老头死活要把衣扣扣到最上面一颗，只有极少数亲近的人才知道，那层布底下藏着的，不是怕晒的娇气，而是曾在巨济岛战俘营里留下的刺青。 1951年被强行刻在胸口和手臂上的反共标语，这几行洗不掉的字，成了他们这辈子无论走到哪都得小心遮掩的疮疤，为了这身让人抬不起头的“墨迹”这55个当年的志愿军180师战士，既不敢回大陆怕牵连守在家门口的老娘，也不愿意去台湾当填海的炮灰。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选了一条所谓的“第三条路”1954年，有人甚至是咬破了手指，拿血在去巴西的申请书上按了手印，比起追寻什么自由，这更像是一场含泪的自我流放，当货轮鸣着汽笛把你扔在离家两万里的地方，所谓的“天堂”立刻露出了獠牙。 出发前，那份诱人的招募令上写得天花乱坠：“20公顷肥沃良田”、“足够三年的安家费”可等1956年2月，这帮最小19岁、最大也不过32岁的年轻汉子双脚真踩上里约热内卢的码头时，迎接他们的哪里是现成的农场，分明是把人往亚马逊原始雨林里扔。 摆在面前的“家”是哪怕好几条汉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的千年巨木，还有那铺天盖地的毒蚊子，语言根本不通，想买块肥皂都得在柜台前像傻子一样比划半天，从战俘营攒下的那点微薄积蓄，没撑过三天就换成了只能勉强糊口的口粮。 现实就这么赤裸：没什么良田，要想活命，就得拿斧头去劈，没有房子，就得像野人一样搭窝棚，那日子，真是拿命在填坑，每天十六个小时，这群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兵，不得不拿出行军打仗的那股狠劲跟这片原始森林死磕。 可大自然从来不讲人情，它不管你是不是经历过第五次战役，队伍里那个才19岁的小战士，在枪林弹雨里捡回条命，却没能扛过热带的疟疾，他咽气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攥着半块没舍得吃完的干粮，同伴们只能一边流泪，一边把他孤零零地埋在了这异国的红土里。 第一年过去，原本55人的队伍，硬生生倒下了7个兄弟，种庄稼也是一部血泪史，原本按着中国老家的经验种下去的大豆，没多久就被当地闻所未闻的虫灾啃了个精光，要是换一般人，这心态早崩了。 好在这些中国男人骨子里有股野草般的韧劲：大豆不行，那就改种咖啡，靠着这股子倔脾气和几年苦熬，有人还真就在这蛮荒之地把命改了，像那个脑子活络的程立人，后来竟真成了拥有万亩良田的农场主。 还有几家人合伙，愣是买回了拖拉机，在那片听不懂中文的土地上，轰出了中国人的声响，可哪怕身体扎根在了南半球，胃和魂儿，一辈子都被困在了北回归线那一头，每逢大年三十，不管你是成了大农场主还是还在林子里讨生活，大伙儿都得雷打不动地聚在一起。 这是个仪式，也是个念想，巴西没有韭菜，那就切洋葱代替，没有白面粉就拿当地那个硬邦邦的木薯粉凑合，包出来的那个玩意儿，皮厚得像鞋底，味儿也是怪的，可这帮糙老爷们嚼着嚼着，眼泪就啪嗒啪嗒掉在碗里。 那一刻咽下去的哪是什么木薯饺子，分明是那再也回不去的乡愁，在这种执念下，连日子都过得像某种“宣誓”李根生和王长林在圣保罗开了家小面馆，生意好坏且不论，门前那两盏红灯笼是一定要挂起来的。 与其说是为了招揽生意，不如说是为了给哪个偶尔路过的同胞点个灯，告诉你，这儿有自己人，那户姓王的人家更倔，在那机械厂的大门口，工工整整贴上了一副对联：“硝烟散尽山河在，赤子归根日月长”。 虽然房子里那张中国地图已经被摩挲得发白起毛，可到了清明节，他们还是会准时朝着东方的天空烧纸，火光映照着的，全是这群游子那一双双浑浊的泪眼，哪怕是几十年后，通讯终于通了。 这些早已白发苍苍的浪子，手哆嗦着写下“某村村口老槐树转”的地址寄出家书，等回来的消息却往往像一把尖刀：当年的心上人早已那是别人家的奶奶，而日夜站在村口盼儿归的老娘，临死前手里还紧紧攥着儿子当兵走时的旧照片，终究没能闭上眼。 直到千禧年之后，一份迟到的红头文件才终于跨过重洋，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不是叛徒，而是历史的受害人，只可惜这份清白来得实在太晚了，那时候55个人里的大多数，早已经化作了巴西荒原下的枯骨，再也听不到这一声来自故土的公正。 如今，在巴西的那些混血后代们，虽然嘴里说着流利的葡萄牙语，皮肤也晒得黝黑，可每到清明，他们还是会像父辈教的那样，笨拙地拿起点燃的香火，那烟雾袅袅升起，祭奠的不仅仅是先人，更是一段在大时代夹缝中，虽身不由己却拼尽全力想要回家的悲壮人生。 信息来源：中国国家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