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的教鞭是根枣木棍子，被手汗浸得油亮，挂在黑板旁边的钉子上，像条随时会窜起来的蛇。我们班四十多个孩子，没人没尝过那棍子的滋味——背不出乘法表的，手心得肿三天；作业本上有错别字的，罚站时还得被抽后背；最惨的是上课走神的，她会突然从讲台后面绕过来，一棍子敲在桌腿上，震得铅笔盒“哐当”响，魂儿都能吓飞。 王老师的教鞭是根枣木棍子，被手汗浸得发亮，挂在黑板边的钉子上，阳光斜斜照过来，油光里能看见密密麻麻的细纹路，像条蜷着的老蛇。 我们班四十多个小萝卜头，没人没跟那棍子打过照面——手心、后背、桌腿，它落在哪儿，哪儿就带着枣木的腥气。 背不出乘法表的，她捏着你手指根，教鞭“啪”地抽在掌心，疼得你直抽气，眼泪掉在课本上，晕开一小团湿痕；作业本上有错别字的，罚站时脊梁骨得绷直，她从背后过来，棍子扫过衣服，“嗖”的一声，麻劲儿能窜到后脑勺；最吓人是上课走神，她不说话，悄没声从讲台后面绕过来，一棍子敲在桌腿上，铅笔盒“哐当”翻倒，橡皮滚到过道里，魂儿都能吓飞半条。 三年级那年冬天，我把“乘以”写成“乘于”，作业本发下来时，王老师的红钢笔在那字上画了个圈，旁边写着“放学留一下”。 那天我攥着作业本站在讲台边，她没说话，先把教鞭从钉子上取下来，枣木棍子在手里转了两圈，“啪”地敲了下讲台，粉笔灰簌簌往下掉，我盯着自己磨得起毛的袖口，数着地砖缝里的灰。 “知道错哪儿了？”她突然问，声音不高，却像教鞭敲在心上。 我小声说“乘于”写错了，她嗯了一声，教鞭抬起来，我下意识缩脖子，却没等来疼——棍子轻轻碰了碰我的作业本，“这字笔画简单，可考试时错一个，就是一分，一分能差多少名次？现在疼点，总比以后哭着说‘要是当初’强。” 后来我才知道，隔壁班的李老师总说王老师“狠心”，可我们班的数学平均分，连续三年都是年级第一；那些被她敲过桌腿的走神鬼，后来上课都坐得笔直，眼睛瞪得像铜铃——是怕吗？或许有，但更多的是知道，那棍子落下的地方，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 因为怕那棍子敲手心，我把乘法表抄在铅笔盒里，早晚背，直到现在闭着眼都能背到“九九八十一”；因为怕她抽后背时的疼，我每次写作业都用尺子比着，错别字？整个小学阶段，我的作业本上红叉都少得可怜。 你说那教鞭是凶器吗？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可现在想起王老师转着枣木棍子的样子，怎么倒有点像握着根定盘星？ 那时候手心肿着不敢握笔，夜里偷偷哭，觉得她是全天下最凶的老师。 后来上了中学，再没人用教鞭盯着我写作业，可那些被打出来的习惯——认真、专注、不马虎，倒跟着我走了很多年。 或许教育从不是只有温柔一种样子，就像那根枣木教鞭，看着吓人，却在我们这群野小子心里，刻下了最实在的规矩。 现在路过小学教室，黑板旁边的钉子早没了，可我总觉得，那里还挂着条发亮的枣木棍子，不是蛇，是枚老印章，在童年的纸上，盖了个沉甸甸的戳：不许糊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