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好秘密的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1939年11月的河北太行山区，寒风裹挟着漫天飞雪，在连接前线黄石口村与后方于家寨的山路上，有一支看似普通的运送伤员的队伍正在急行军，担架上躺着的人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厚厚的布匹和军毯里，看样子像是一名刚刚撤下来的重伤员。 抬担架的战士步履沉重，双手磨出了血泡，只能随意缠上几块破布继续支撑；身旁的护卫人员时刻警惕地盯着四周的风吹草动，一旦听到天上有飞机的嗡鸣，便迅速钻入枯草灌木中隐蔽。 但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转运，担架上的人其实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是数小时前刚刚去世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为了这场特殊的“转移”，前线指挥部煞费苦心，就在11月12日凌晨，49岁的白求恩因手术中划破左手手指引发的败血症，在黄石口村一间简陋的农舍里停止了心跳。 这里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区域，如果让敌人知道这位令他们头疼不已的“洋大夫”已经牺牲，他的遗体极有可能遭受破坏，以此来打击八路军的士气，因此，在他去世的那一刻起，保护遗体就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无声战役。 战士们不得不把这位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过军医、在西班牙前线建立过流动输血站的外科专家，伪装成还活着的“重伤员”，他们深知，这是一位怎样的“乘客”。 这位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医生，为了反法西斯事业，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带着自己发明的胸外科手术器械，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他曾在大洋彼岸治愈过肺结核，也曾在晋察冀的破庙里把门板当手术台，救回了无数中国士兵的生命，而此刻，他只能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把最后的一段路交给他的中国战友。 转移之路甚至比战斗还要惊心动魄，队伍原本计划在木兰村的交通站暂歇，把遗体安顿在土屋内，但日军的嗅觉异常灵敏，木兰村周围很快出现了敌人的身影，继续停留无异于自投罗网。 入夜后，战士们当机立断，再次踏上积雪的山路，将遗体转移到附近山梁上一个只有八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地势隐蔽，但为了万无一失，战士们没有选择任何房间停灵，而是找到一户老乡家的地窖。 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他们小心翼翼地掀开盖板，用绳索将白求恩的遗体缓缓放入地窖深处，随后在地窖口堆满了干柴，撒上浮土，乍看之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柴垛，谁也想不到下面藏着一位赫赫有名的国际友人。 就这样走走停停，躲过一道道封锁线，翻越两座险峻的山岭，这支队伍在风雪中跋涉了整整三天，直到11月15日傍晚，遗体才最终安全抵达远离战火的唐县于家寨。 这里的医疗条件依然简陋，没有冷冻设备，也没有像样的防腐剂，卫生部的医护人员只能含着热泪，用温水仔细洗去他脸上和身上的血污，进行简单的整容和防腐处理，并为他修剪了长乱的须发。 告别仪式是在两天后举行的，聂荣臻司令员赶来了，一个月前，他们还在一起商讨战地医疗的部署，而现在只剩下一方简易的灵柩，那是村里的乡亲们自发贡献出的最好的柏木板，几位木匠连夜赶制而成的。 下葬前，战友们为白求恩换上了一套崭新的八路军军装，胸前特意别上了一枚八路军臂章——这是对他在战场上“像战士一样牺牲”的最高致敬。 为了彻底断绝日军破坏的念头，入土的方式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隐形”，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战士和村民们一起，在于家寨南滩的干河滩旁挖了一个近四米深的大坑。 棺木下放填土后，地表被仔细地推平、夯实，不留坟头，不立墓碑，没有任何标记，最后甚至移来草皮和石块进行伪装。 事实证明，这种近乎残酷的谨慎是完全必要的，仅仅三天后，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于家寨。敌人在村里大肆翻找，刺刀挑开了无数柴草堆，把地面搜了个底朝天，却唯独没有发现脚下那块平整的土地里沉睡着他们急欲寻找的对手，这次看似“无情”的无碑下葬，实则是最深情的保护。 直到第二年局势稍缓，白求恩的灵柩才被起出，移至军城南关，那里为他举行了万人的追悼大会，修筑了石块围护的墓地，但这并不是他最终的归宿。 1952年，为了让后人能更长久地瞻仰这位英雄，他的灵柩再次起程，与并肩作战过的印度医生柯棣华一起，迁葬到了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从最初的深埋荒野，到如今苍松翠柏环绕的烈士墓，这段跨越十余年的安魂路，记录着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对他最朴素也最沉重的敬意。 信源：河北新闻网烽火印记⑨ | 白求恩墓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永恒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