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广东东莞一个小镇上，13岁的陈敏学穿着笔挺的日军翻译制服，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 “狗汉奸！”“这种崽子，迟早遭雷劈！” 乡亲们背地里咬牙切齿，连陈敏学的亲叔都当街啐陈敏学一口。 陈敏学没有回头。陈敏学把帽檐压得很低，继续往宪兵队走。街口的小摊贩看见陈敏学经过，都刻意把头扭开。镇上不少人早就听说，这个小孩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还起了个日本名字。 陈敏学走进宪兵队院子时，日军岗哨正换班。日本军官喊了几句日语，陈敏学立刻翻译给旁边的伪警察。日军驻扎在东莞一带已有几年。 1938年广州沦陷后，日本军队控制了珠江三角洲许多城镇，宪兵队在各地设立据点，专门负责情报和治安。 陈敏学在宪兵队的工作很简单。日军士兵听不懂当地话，审讯、搜查、问路都要依靠翻译。陈敏学年纪小，日语却说得很熟练，这让不少日本军官觉得很方便。 但没有人知道，陈敏学走出宪兵队后，常常在夜里点一盏油灯。桌子上铺着粗纸，碗里是稀薄的米汤。陈敏学把米汤蘸在细竹签上，在纸上写下字。 米汤干后看不见字迹，只要用火烤一烤，字就会慢慢显出来。 这些纸条会被折好，藏进鞋底。 几天后，一名卖柴火的农民会在镇外山路上接走纸条。 那名农民其实是东江纵队的交通员。 当时广东东江流域的抗日武装已经形成规模。根据《东江纵队史》记载，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组建，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部队活动范围覆盖东莞、惠州、增城一带山区。 游击队在山区作战，很多行动依赖城镇里的情报。 陈敏学提供的情报，大多来自宪兵队内部。 某天上午，日本军官在会议室里商量巡逻安排。陈敏学站在一旁翻译。桌上摊着地图，上面标出几条路线。日本军官决定第二天派兵去附近村庄搜查。 会议结束后，陈敏学把路线牢牢记住。 当晚，米汤写下的字又出现在纸上。 不久之后，游击队避开了那条巡逻路线。 东江纵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许多情报点。根据广东抗战史料，敌占区的情报员常以普通职业掩护，例如杂货铺、茶馆伙计、学徒。陈敏学这种在日军机构内工作的人员，获取情报更加直接。 宪兵队地下室经常关押被抓的人。 一天夜里，两名被怀疑与游击队有联系的村民被带进地下室。日本军官命令审讯。陈敏学负责翻译。 其中一名村民的手掌很粗糙。日本军官怀疑这个人曾经使用武器。 陈敏学看了一眼，突然对日本军官解释，说这个人是裁缝，手上的痕迹是做衣服留下的。 日本军官半信半疑。 陈敏学又补了一句，说前几天还见过这个人给镇上的人缝衣服。 那名村民最终被释放。 几天后，陈敏学在镇外的山路上看见那名村民。那名村民已经带着家人离开。 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东江纵队的情报网络在1940年代逐渐扩大。1942年香港沦陷后，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次著名的营救行动，把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文化界人士从香港转移出来。这次行动依靠的正是东江纵队交通线。 情报、路线、接应地点，每一步都离不开地下人员。 陈敏学并不知道那些大人物的名字，但陈敏学知道一件事：城里的每条情报都可能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