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这话说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秋天，重庆还沉浸在胜利的鞭炮声里。钱穆坐在嘉陵江边一间教员宿舍里，给几个学生倒着粗茶，语气却不像是在聊天，更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发生的事。 钱穆这个判断，不是凭直觉说出来的。 1937年北平沦陷，钱穆随西南联合大学一路南撤。那一路颠沛，他没有停笔。1938年到1939年间，钱穆独自待在云南宜良县的岩泉寺，手边没有完整的图书馆，许多史料全凭多年积累的记忆，就这样写完了五十余万字的《国史大纲》。 1940年商务印书馆将这部书印出来，书前的引论里有一句话，后来在史学界广为流传：读史者须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钱穆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心里装着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真正稳固的王朝，根基究竟在哪里？他翻来覆去地看地图，秦、汉、唐，无一例外，都把根扎在北方或西北的厚土上，背靠高原，面朝中原，进可攻，退有路。 而偏居东南的政权，东晋也好，南宋也好，南明也好，富是富了，却始终像是把脖子伸给人卡着，最终都从北边被推下了江。 所以1945年他说那句话，不是一时冲动，是七八年思考之后落下的一个结论。 蒋介石那边的账，算的是另一套逻辑。南京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中山陵就在紫金山上，回去，"正统"两个字就站住了。 更现实的是，蒋介石的财源和人脉全在江浙沪一带，江南的银行家、实业家，还有政府里盘根错节的同乡网络，离了东南这块地，很多事就转不动。 美国顾问乔治·马歇尔当时也曾建议过迁都北平，说那样更能镇住华北。蒋介石考虑了一下，北平离对方的根据地太近，西安又太荒凉，重建耗资太大，算来算去，还是南京最顺手。 1946年，还都的队伍挤满了长江航道，政府印章、官员家眷、成吨的文件，全涌进了南京城。秦淮河的画舫重新亮了灯，新街口的银行重新开了门，外头看起来一切如旧。 就在同一年，局势却已经开始向另一个方向走。 马歇尔1945年12月奉杜鲁门之命来华调停，1946年1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也召开了，各党派谈出了一些宪政方案。 但好景不长，东北的争夺让这一切迅速破裂。苏军撤出东北后，国共两方都在抢这块地，局部冲突不断升级，谁也不愿真的让步。1946年6月，全面内战正式打响。 马歇尔在华调停近一年，最终于1947年1月回国，离开前发表声明，直言两边都有不愿和平的顽固分子。 国民党军队起初攻势凌厉，1947年3月甚至打下了延安，蒋介石亲赴视察，意气颇盛。但战线越拉越长，精锐部队被牵在东北和华北的广袤平原上，南京的补给又严重依赖长江一线，后勤越来越吃力。 对方的力量则从农村一点一点向城市合围，这种打法，和过去从北方南下的骑兵截然不同，没有一个固定的正面战场可以决胜。 钱穆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已经不在重庆了。1949年大陆局势明朗之后，钱穆选择南下香港，没有跟着国民政府去台湾，也没有留在大陆。 1950年，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香港九龙桂林街一栋老旧的唐楼里，办起了新亚书院。开办之初穷到什么程度，钱穆需要亲自登门向华侨富商募款，才能支撑下一学期的运转。 但钱穆坚持在课程里贯穿中国历史、哲学与文学，他认为书院的任务不是教人谋生，而是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根文脉传下去。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成员。 1945年那杯粗茶，和后来那间九龙的旧楼，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