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范纪曼被捕，狱中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毛人凤下令，死刑。临刑前一夜，范纪曼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就在他前往厕所时，一个看守叫住了他...... 看守的声音不高，却让范纪曼脚步顿了一下。多年情报生涯让范纪曼明白，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露出半点异样。 范纪曼回头，只看到对方摆了摆手，叮嘱一句“早去早回”。短短四个字，在昏暗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沉重。范纪曼心里清楚，这不是随意的关照，而是一次几乎没有退路的试探。 范纪曼被关押的地方，原本就是中统系统的秘密监所。这里的通道、围墙、岗哨布置，他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范纪曼就曾以国民党情报人员身份出入类似场所。 1932年，范纪曼在北平担任过国民党情报站的代站长，负责北方多条情报线的协调。当时的毛人凤，还只是站内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具体事务多由范纪曼拍板。 正因为那段经历，范纪曼对中统内部的运行方式、审讯节奏、看守轮值时间，都有着异于常人的熟悉。 这份熟悉，并非一朝一夕得来。1925年，范纪曼考入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接受系统的军事与政治训练。在校期间，范纪曼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毕业后，范纪曼按照组织安排，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身份不断变化，有时是学生，有时是机关人员，有时又成了“可靠的国民党干部”。 这种反复切换，让范纪曼养成了谨慎到近乎冷漠的性格。 1930年上海全国代表大会后，范纪曼因叛徒告密被捕。那一次，国民党方面对范纪曼反复审讯，却始终没能找到关键证据。 三个月后，在党组织和家属多方斡旋下，范纪曼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为了重新建立联系，范纪曼辗转北平，进入北平大学学习戏剧。 那段时间，看似与情报工作无关，实际上却为范纪曼提供了新的掩护身份，也让范纪曼学会如何在不同角色间迅速切换。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纪曼的活动范围逐渐转向敌后。1937年至1940年前后，范纪曼参与了华北地区的情报联络工作，负责传递日伪军动向、电台转移时间和地下交通线情况。 由于早年在国民党系统留下的履历，范纪曼在日伪控制区活动相对隐蔽。 走向厕所的那条路并不长，多年以前的记忆，与眼前的现实不断重合，又不断分离。时间已经不多了，但范纪曼并没有急着做出任何动作。 机会，往往只会出现一次。 夜色渐深，监所里只剩下零星的脚步声。范纪曼站在阴影里，心跳却异常平稳。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范纪曼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