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有没有意识到武则天有称帝的心思？ 李治在贞观之治基础上稳住江山，覆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将唐朝版图扩至最大，绝非糊涂人，在权力算计上远比表面精明。 显庆五年起，李治被风疾缠身，症状类似如今的高血压与中风前兆，常头晕目眩、手脚无力，连批阅奏折都困难，这才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政务，这是他让权的起点，也是帝后权力博弈的根源。 他让武则天参政绝非被动放权，而是主动布局：一方面需人分担政务，另一方面是借武则天之手清除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集团老臣，打破门阀垄断，牢牢掌控皇权。 永徽年间李治刚继位时，凡事受制于长孙无忌，废王立武本质是皇权与门阀势力的较量，武则天出身不高、与门阀无利益纠葛，只能依附他立足，这一点李治看得十分透彻。 武则天处理政务日渐娴熟，威望渐长，李治不可能毫无察觉，但始终未将这份察觉上升到“武则天想称帝”的层面。在当时，女性称帝闻所未闻，即便武则天权力日盛，在他眼中也只是辅佐自己、稳固李家江山的工具。 且李治始终紧握最终决策权，“二圣临朝”的格局本就是他一手促成，看似抬高武则天地位，实则是制衡之术——用武则天的能力压制老臣，再借老臣势力牵制武则天，避免任何一方权力失衡。 麟德元年上官仪废后案便是典型，表面是李治不满武则天专权欲废后，可当上官仪起草好诏书，李治却立刻反悔，将责任推给上官仪，最终借武则天之手铲除其党羽。 这并非心软，而是他看穿上官仪身为长孙无忌旧部，想借废后挑拨帝后关系、夺回权力，李治顺水推舟清除隐患，既让武则天欠人情，又敲打她认清谁才是掌权者。 洛阳出土的《裴炎墓志》亦可佐证，李治曾明确表示废后密诏非己本意，是群臣胁迫，还亲手焚毁密诏，足见他对权力把控精准，武则天的举动皆在其算计之内。 李治晚年病情反复加重，对武则天的依赖愈发深切，但这份依赖仍建立在局势判断之上。他深知诸子不成器：太子李弘早逝，次子李贤被废，三子李显懦弱，四子李旦胆小，无人能扛起大唐江山。 彼时唐朝外有吐蕃连年犯边，内有门阀残余势力蠢蠢欲动，地方粮储、吏治等难题缠身，除了武则天，无人能镇住局面。 他清楚武则天有治国能力，且其权力根基全由自己赋予，只要李家江山根基稳固，武则天便翻不起大浪。 因此，李治临终前周密布局，召宰相裴炎起草遗诏，明确“军国大事，咸取决天后”，令李显监国，任命裴炎、薛元超、刘景先组成顾命班子，要求他们“同见天后”方可处理政务，同时将禁军指挥权交予武则天。 这些安排看似放权，实则是完整的制衡体系，既让武则天有权稳定大局，又以顾命大臣和太子牵制她，确保权力最终回归李家子孙。 李治临终前将太子府人事档案交予武则天，既是信任也是最后约束，他毕生都在为李家江山铺路，满心都是王朝平稳过渡，而非防范武则天称帝。在他的认知里，武则天即便权倾朝野，最多也只是如汉朝吕后般临朝称制、辅佐太子，绝不可能跨越君臣与男女界限称帝。 他曾在密诏草稿末尾写道“若废则天，谁理吐蕃？谁抚契丹？谁压得住李？”，道尽心声：废黜武则天易，可后续内忧外患无人能解，反而会动摇李家江山。 他一生都在玩弄权力平衡，用武则天制衡各方势力，再借各方势力约束武则天，即便知晓其野心，也只能选择信任，这是当时维护大唐稳定的最优解。 此外，李治对武则天的感情也掺杂在权力考量中。两人自贞观年间便有情谊，多年并肩对抗门阀，早已超越普通帝后关系，更似政治盟友。 武则天为帮他巩固皇权，不惜背负骂名除掉王皇后、萧淑妃；他也给予武则天前所未有的地位，让她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参与泰山封禅的皇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让他不愿轻易怀疑武则天，更不愿相信她会背叛自己、夺取李家江山。 即便有大臣隐晦提醒防范武则天，他也会下意识维护，因质疑武则天便是质疑他的布局与判断。他到死都坚信自己安排妥当，武则天会辅佐太子守住江山，却未料到其野心远超预判，更未想到社会风气与政治格局的变化，竟让女性称帝从不可能变为现实。 这并非他未察觉武则天的权力欲望，而是受时代局限，再加上权力算计与情谊羁绊，始终未将这份欲望与“称帝”挂钩，最终亲手造就的“二圣”格局，为武则天称帝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