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杀线曝出来后，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为啥美国人有枪却不革命？ 说实话，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它问得就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中式思维的问题。 我们的思维里，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就默认了“忍无可忍就推翻重来”的逻辑，枪在这种语境下，自然成了对抗压迫、打破旧秩序的工具。 可这种认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从根上就不一样。 美国人的主流族群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族群的抗争史，从来就没有“颠覆秩序”的基因，更多是“讨价还价”的妥协。 美国建国初期的谢司起义，农民军打得政府军节节败退，可政府一抛出减税谈判的诱饵，起义就瞬间溃散。 到了今天，这种传统依然没变，去年明尼阿波利斯市，37岁的美国公民蕾恩·古德被ICE执法人员无故射杀，全国数十座城市抗议，可没人敢拿起枪对准执法者，大家只敢在警戒线外喊口号，一驱散就四散而去，手里的枪连摆设都不如。 如果说历史是根，那基督教就是滋养这种认知的土壤。被射杀的古德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她信奉的宗教，恰恰是消解反抗意识的工具。 早期基督教还带着点反抗色彩，可自从成为罗马国教后，就彻底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教会刻意修改教义，天天灌输“忍耐服从”，喊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告诉民众统治者的权力是神授的，必须顺从。 更狠的是“原罪论”，把人们的苦难归因于上辈子造孽，让受苦的人觉得忍耐到死就能上天堂，把现世的反抗转移到了来世的救赎。 长期被这种思想洗脑，民众自然养成了“认命”的心态，哪怕被逼到生存斩杀线，第一反应是祈祷而非反抗，这和我们“自救者天救”的认知完全相悖。 关键是美国的体制，从设计上就消解了革命的可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持枪是为了自卫，32%是为了娱乐，只有10%是为了反抗政府暴政。枪在这里早已不是革命符号，而是个体安全的依托，或是枪支产业牟利的商品。 全国步枪协会每年花数亿美元游说，推动法律限制枪支暴力研究、保护枪企利益，还把拥枪权包装成“美国精神”，让那些失业的工人把愤怒投入到捍卫买枪权利上，而非对抗真正造成他们困境的制度。 同时，美国两党把社会矛盾变成党争工具，古德事件爆发后，共和党替执法人员辩护，民主党指责ICE滥用职权，却没人真正解决暴力执法问题。 民众的不满被引向互相攻击，而非指向背后的资本和权力，就算有愤怒，也只是零散的火星，成不了燎原之火。 而且美国政府把“抗争”框在了合法范围内，游行、请愿都是被允许的，但只要触碰体制根基，就会遭到严厉镇压。 他们的抗争从来都是“抱怨式”的，工人罢工要工资，市民抗议要福利，本质都是在现有秩序内求修补，而非推翻。 反观我们，历史上的每一次抗争，都是为了彻底改变不公的秩序，为了“自己掌握命运”。这不是谁更勇敢的问题，而是两种文明、两种思维从根上的不同。 说到底，革命的核心从来不是有没有枪，而是有没有反抗的意识和团结的力量。美国人手里有4亿支枪，却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觉醒，没有集体对抗不公的共识。 历史让他们习惯妥协，宗教让他们学会认命，体制让他们找不到反抗对象，手里的枪再多人也只是一盘散沙。 我们之所以会有“有枪就该革命”的疑问，正是因为我们的文明里，从来就藏着“敢抗争、要做主”的基因，这才是中西思维最本质的差异，也是这个问题最核心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