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八路军部长进村讨水，农妇周秀华却抄起擀面杖猛砸他脑袋，没想到，杨成武

1944年，八路军部长进村讨水，农妇周秀华却抄起擀面杖猛砸他脑袋，没想到，杨成武不仅没追责，还连连称赞。 董部长走的时候，额头上的红印子还没消，却笑着拍她胳膊：“大嫂，别往心里去，换我也得把坏人往死里打。”周秀华站在门口，手里攥着擀面杖，手心全是汗。她男人在屋里咳了两声，说：“你这性子，早晚惹祸。”她没吭声，把擀面杖塞进灶膛边的草堆，心里却翻江倒海——那些伪军抢粮食时，她躲在门后，听见他们骂骂咧咧，说“八路都是怂包”，可眼前这八路军，袖口磨破了，鞋上全是泥，额头上挨了一棍子，还笑着说话。 过了两天，村里来了几个穿灰军装的年轻人，挨家挨户问要不要学认字。周秀华第一个凑上去，说：“俺学！”她男人拉她衣角：“你都四十多了，学那玩意儿干啥？”她甩开手：“就兴你们男人不认字被骗？俺学会了，下次谁再拿‘借粮条’糊弄人，俺一眼就能瞧出来！”扫盲班设在村头的破庙里，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木板，粉笔是烧过的木炭。周秀华学得慢，别人写三遍就会的字，她得写十遍，手指磨出了血泡，就用布条缠上接着写。教写字的是个戴眼镜的文书，文质彬彬的，总夸她：“大嫂，你这股劲儿，比小伙子还强。”她嘿嘿笑，心里却想着董部长额头上的红印子——要是她早认识字，男人是不是就不会被伪军哄着按手印？ 扫盲班办了三个月，周秀华能写自己名字了，还能认几个常用字。有回部队发传单，她抢着帮忙念，念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音抖得厉害，不是害怕，是激动。文书说：“大嫂，你这嗓门，能当宣传员了。”她摆摆手：“俺嘴笨，念不好。”可转头就拉着村里妇女，挨家挨户念传单，说：“你们听，这上面写着呢，鬼子快完蛋了！” 冬天来得早，雪下了半尺厚。部队要去偷袭鬼子的炮楼，需要人带路。村里年轻人都争着去，周秀华也举手：“俺去！俺熟山路！”队长劝她：“大嫂，山路滑，你年纪大……”她把棉袄腰带紧了紧：“俺男人当年就是走山路摔断了腿，才被伪军欺负。这路，俺闭着眼都能走！”夜里出发，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刀子。她走在最前面，手里拄着根粗木棍，深一脚浅一脚。突然脚下一滑，她摔进雪沟，木棍断了，手腕疼得钻心。后面的战士要扶她，她吼：“别管俺！快走！误了时辰俺赔不起！”爬起来接着走，手腕肿得像馒头，她咬着牙没吭声。 炮楼打下来那天，村里放了鞭炮。周秀华站在村口，看见战士们押着俘虏回来，却没见到戴眼镜的文书。她拉住一个小战士问，小战士红着眼说：“文书哥……牺牲了，为了掩护我们，被鬼子机枪扫中了。”周秀华愣了半天，摸出怀里的布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胜利”两个字，是文书教她写的最后两个字。她把布条塞进嘴里，使劲咬着，没哭出声。 开春的时候，杨成武又来村里，听说她带妇女识字、给部队带路，拉着她手说：“大嫂，你这可不是普通老百姓，你是咱八路军的‘文化教员’啊！”她抽回手，搓了搓，说：“俺就是想，认字好，不认字，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分不清。”杨成武走后，她把那布条缝在了棉袄内衬，贴着心口的地方。有时夜里冷，她摸着凉凉的布条，心里又酸又热——酸的是文书那么好的娃没了，热的是她现在能认不少字，能分清好坏了。她后悔过吗？后悔当初咋没早点学认字，后悔那天没问文书叫啥名字。可她又觉得，不后悔，要是再来一次，她还是会抄起擀面杖，还是会学认字，还是会带路上山。毕竟，总有人得往前走，哪怕走得慢，哪怕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