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道：“我一个女人家，总得让我换

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道：“我一个女人家，总得让我换身衣服吧,”敌人略加思索后点头，随后，她从阳台取下一件旗袍。殊不知那是她的情报信号。 这位女地下党叫萧明华，那会儿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当老师，平时除了给学生教国语，还在国语日报社帮忙编教材。她来台湾两年，身边人都觉得她就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说话温温柔柔，对学生耐心得很，谁也想不到她公文包里除了教案，偶尔还藏着写满字的小纸条。 她刚到台北时，住在学校分的小宿舍，阳台正对着巷子。有天朱芳春来找她，两人坐在小板凳上假装聊家常，朱芳春突然说：“得想个法子，万一出事，能让附近的人知道。”萧明华看着阳台晾着的几件衣服，指着自己那件天蓝色旗袍说：“就用这个吧，平时挂着，要是哪天我不在了或者出问题，就把它收起来。”朱芳春点点头，“这东西常见，不容易显眼。” 平时上课，她总爱在课间和学生聊天，问问他们家里的事，听听街头巷尾的动静。有学生说“最近街上宪兵多了，晚上总听见警车响”，她就默默记在心里，晚上在灯下把这些零碎消息整理好，用米汤写在报纸边角上，再找机会交给联络的人。有次有个学生说“爸爸在基隆港上班，最近好多军舰半夜靠岸”，她借着批改作业的机会，把这个消息夹在作业本里传了出去。 被捕那天晚上，她刚改完学生的作文，正准备收拾东西，突然听到宿舍门被猛地撞开，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冲进来，亮着手枪说“跟我们走一趟”。她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没慌，想着阳台那件旗袍还挂着，得赶紧让朱芳春知道。她故意低下头，声音带着点害怕：“我…我总不能穿这身旧衣服走吧？让我换件干净的。”为首的特务打量她一眼，觉得一个女老师也掀不起什么浪，挥挥手说“快点”。 她慢慢走到阳台，伸手去取旗袍，手指碰到布料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收起来，他们看到就晚了。”她把旗袍叠好放进包里，转身跟着特务走，没回头。后来朱芳春说，那天他本来要过来送东西，远远看见阳台空了，心里一紧，赶紧把藏在住处的文件烧了，连夜转移到了乡下。 萧明华被关在监狱里近十个月，特务天天来审她，问她同伙是谁，情报藏在哪。她要么不说话，要么就说“我只是个教书的，什么都不知道”。有次特务把她的手绑在椅子上，绑了两天两夜，她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后来连笔都握不住。但她始终没松口，那些和她一起工作的同志，一个都没被供出来。 1950年11月7日那天，她被押到马场町，临刑前，她抬头看了看天，轻轻说了句“回家了”。她才28岁，本来可以像其他老师一样，结婚生子，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她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后来她的兄嫂在她墓前刻了“白璧无瑕”，说她这辈子干净、坚定，没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 现在想起她，总觉得心里又酸又敬。一个年轻姑娘，在那么危险的地方，每天提着心过日子，既要当好老师，又要偷偷传消息，被捕时还能冷静地发出信号，保护了那么多人。她没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就像一粒沙子落在历史里，但正是这样的沙子，慢慢堆成了我们现在安稳的日子。有时候会想，如果她能活到现在，看到今天的台湾和大陆，会是什么表情呢？可能会笑着说“真好，没白忙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