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湘军立两个规矩，让湘军战斗力变得异常强大 咸丰二年冬，曾国藩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清廷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屡战屡败，连丢数城。彼时的清军早已腐朽不堪，武弁自守备以上多丧尽天良，克扣军饷、劫掠百姓成常态，民间早有“兵匪一家”的说法。朝廷被迫下令各地兴办团练，曾国藩临危受命，却深知旧军队的积弊不除，再募多少兵勇都无济于事。他决意抛开绿营旧制，另起炉灶组建湘军，而这支部队后来能成为太平天国的克星，核心就源于他定下的两条铁规矩。 第一条规矩便是严明军纪，彻底割裂清军与民为敌的恶习。曾国藩亲眼见过绿营兵过境时，拆民房搬砖石、踹毁禾苗、掳掠鸡鸭的乱象，这种军队不仅得不到百姓支持，反而会激起民怨，根本无法立足。咸丰八年，他在江西建昌亲自编写《爱民歌》，把军纪要求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让人谱曲后在全军教唱，从扎营、行路到日常言行都作出明确规定。不许强取民家门板砖石，不许践踏农田禾苗，不许借宿民家时滋扰，无钱不得擅取道边菜茶，更严禁掳人充役、调戏妇女。 这绝非形式主义的口号，曾国藩执行起来毫不手软。湘军初建时，有士兵违反禁令劫掠民女，他当即下令斩首示众，哪怕是将领亲属触犯军纪，也一律按律处置。他反复告诫官兵，太平军祸害百姓，湘军若要取胜，必先做爱民之军，才能得民心相助。以往清军行军，百姓避之不及，甚至会暗中给太平军通风报信；而湘军所到之处，百姓不再逃窜，反而愿意主动提供粮食补给、指引道路，情报来源也随之拓宽，行军作战少了诸多阻碍，无形之中提升了作战效率。 第二条规矩聚焦兵源与饷银，从根本上筑牢军队根基。曾国藩看透绿营世兵制的弊端，士兵与将领互不相识，人心涣散，逃兵现象频发。他改用募兵制，明确只从乡农中招募兵员，拒绝市井游民与无业游民，还要求新兵必须出具保结，注明籍贯、亲属信息，由乡邻担保，一旦逃兵或作乱，便追究亲属与担保人责任。乡农朴实壮健，耐得住艰苦作战，也更容易接受忠义伦理教化，远比沾染官场恶习的老兵油子可靠。 选将方面，他把“忠义血性”放在首位，优先选用受封建礼教熏陶、无官场积弊的儒生士子。在可查的湘军将领中，儒生出身者占比近六成，这些人不仅懂谋略，更能以忠义思想凝聚军心，避免将领拥兵自重、各自为战。饷银制度的改革更显关键，晚清绿营军饷微薄且常被克扣，士兵连温饱都难保障，自然无心作战。曾国藩大幅提高湘军饷银，普通士兵月饷是绿营的三倍多，还规定饷银必须足额按时发放，由他亲自督办，杜绝各级将领克扣。 充足且有保障的饷银，让乡农参军有了实实在在的奔头，也减少了逃兵与劫掠行为。士兵无需为生计担忧，能全身心投入训练与作战；将领无克扣空间，也能专注于带兵打仗。曾国藩还按戚继光练兵之法调整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逐级招募，将领亲自挑选部下，士兵与将领、同僚之间熟悉信任，作战时能相互呼应、拼死相助，彻底改变了绿营“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涣散局面。 两条规矩相互支撑，让湘军形成了迥异于清军的精神风貌与作战能力。军纪严明赢得民心，解决了补给与情报难题；优质兵源与足额饷银保证了士兵素质与作战积极性，儒生将领则维系了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咸丰三年衡州练兵时，曾国藩亲自调试枪炮器械、规划水师布局，湘军在严格训练与规矩约束下，迅速成长为一支劲旅。 反观绿营兵，即便人数占优，也常一触即溃，而湘军虽规模不及绿营，却能屡破太平军。从湘潭之战初露锋芒，到后来围困天京、平定太平天国，湘军的战绩始终碾压清军旧部。这并非湘军士兵天生强悍，而是曾国藩的两条规矩，精准破解了旧军队的核心积弊，把一群乡农打造成了纪律严明、同心同德的精锐之师。 曾国藩的治军智慧，藏在对人心与军队本质的洞察里。他没有空谈忠义，而是用明确的军纪规范行为，用实在的饷银稳住人心，两条规矩看似简单，却直击要害。正是这两点，让湘军摆脱了清军的腐朽烙印，拥有了异常强大的战斗力，不仅平定了晚清内乱，更开创了近代治军的新模式，其影响一直延续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