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5年底，病入膏肓的周总理，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突然，他打断工作人员，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周总理，叫我恩来，我现在没有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能力了！”工作人员瞬间红了眼眶…… 1972年8月，那张确诊膀胱癌的诊断书已经摆在了周总理的案头，专家组的治疗方案那一栏写得清清楚楚，但他总是说再缓缓。 为了手头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公务，他硬是把住院时间推迟到了1973年1月，整整五个月的拖延，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生命威胁。 即便住了院，病房也被他改造成了第二办公室。 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每天的工作时长依然维持在12到14个小时，这不是在治病，分明是在透支仅剩的生命。 原本，周总理的病情在1973年初有过短暂的控制，但这种毁灭性的方式很快就让癌细胞发起了更猛烈的反扑。 也就是在最后一次住院的这587天里，他留下了一串让人看着都会眼眶发酸的数据。 在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他完成了220人次的谈话，会见了65次外宾，甚至还强撑着外出了32次去开会。 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这是在燃烧生命最后的证明。 工作人员不止一次看到，他因为极度的疲劳，竟然在站立的时候就睡着了，身体已经强制断电，但意志力还卡在开关键上，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铁汉都忍不住落泪。 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镇痛剂？那东西早就失效了，这是一种人类生理极限的痛楚，他一生坚忍，从不示弱，但有一次，他是真的疼得受不了了。 他没有大喊大叫，而是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问医护人员：“我能不能喊一声啊，实在是太疼了！”这一声卑微的请求，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像一声惊雷，砸在每个人的心头。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与妻子邓颖超之间，依然保持着一种令人心疼的默契，那天，邓颖超看着病床上的丈夫，满肚子的话涌到了嘴边，却又生生咽了回去。 周恩来摇了摇头，看着相伴半个世纪的妻子说：“小超，我还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邓颖超忍着泪点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但直到最后，这两位老人谁也没有把那些话说出口，因为他们都太了解对方了，在这个关头，任何一句宣泄情感的话，都可能成为对方心头更重的石头，为了不让对方更痛苦，他们选择了把千言万语以此生最深沉的沉默带走。 他对身后事的安排，也透着一股子彻底的唯物主义，他特意叮嘱，死后不要保留骨灰，理由简单得让人肃然起敬：不要占用人民的土地。 1976年1月8日，那颗为这个国家跳动了78年的心脏，停止了工作。 他生前觉得自己干不动了，不配叫“总理”，想做回“恩来”，但历史和人民给出了最公正的答案：正因为他把骨灰都献给了大地，把自己的一切都揉碎了融进这个国家，他才成为了那个永恒的“好总理”。 信息来源：新华网《周恩来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人民网《2024周恩来诞辰纪念活动特辑》《中国日报》系列报道《红色记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珍藏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