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被少将特务扇耳光，他手下两个军长两个师长，为啥也想打他？ 咱们先说说那个扇耳光的事儿。打人的董益三，原是第十五绥靖区情报处处长，军统系统的少将。这人脑子活，进管理所后改造积极，还是学习小组长。黄维呢？那是出了名的“书呆子”，犟得像头驴，死活不认账，天天跟管理人员顶牛。 据黄维后来回忆，当时他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董益三他们：“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哪里是检讨，分明是骂人。董益三一看，火气蹭地就上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甚至当时同组的梁培璜也气坏了，据黄维自己说，当时几乎是整个小组的人都要冲上来揍他。 黄维挨了打，脸破血流，趴在地上。这时候，他的那些嫡系部下们，冷眼旁观。 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眼里，黄维欠他们的账，比这一巴掌重得多。这其中最要命的，就是那笔“毒气弹”的血债。 第十军军长覃道善，是个长得挺憨厚的大胖子。在功德林里，他差点就没命走出大门。原因很简单，他在淮海战役突围时，部队使用了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毒气弹。这在当时是重罪，覃道善被俘后直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虽然后来表现好改判了，但这在鬼门关走一遭的恐惧，是谁造成的？ 是黄维。 战后清算责任，黄维把这口黑锅甩得干干净净。 可事实呢？覃道善冤得想撞墙。他在回忆录里说得明明白白，那是兵团司令部发下来的“催泪性和喷嚏性混合毒瓦斯弹”，还是咱们这位黄司令命令“必要时使用”。覃道善那时候其实都没怎么用，因为风向不对，又是寒冬，加上没技术人员，突围时大多都扔了。 反倒是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比较实诚，承认自己用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2月12日解放军冲锋时，一一八师就猛烈发射了毒气弹，导致解放军攻势停滞。 到了算账的时候，黄维两手一摊，装无辜。这就导致覃道善背了个死缓的罪名。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您是覃道善，看着把锅甩给自己的老上司在在那装清高，您想不想上去踹两脚？ 除了甩锅，更让这些军长师长寒心的，是黄维在生死关头的“卖队友”。 大家都知道，双堆集突围那就是一场大灾难。按照原定计划，应该是各部队协同行动。可黄维和副司令官胡琏是怎么干的？这两位怕坐坦克夜里看不清路，跑不掉，竟然在下午四点多钟，天还没黑透，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 最绝的是，这俩人自己坐着坦克先溜了，根本没通知侧翼掩护的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杨伯涛在回忆录里写这段的时候，那个恨意力透纸背。他说自己一直傻等到不耐烦，爬出来一看，西北方向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派人一问，才知道黄维、胡琏已经跑了！ 覃道善那边更惨，突围命令一下，还没到时间，主力就跑了，剩下的部队顿时炸了营，互相践踏，到处都在烧文件、砸枪。覃道善虽然说得委婉，说“有的为了保命提前逃走”，但这指着鼻子骂的就是黄维。 当时第十八师师长尹俊和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运气好，拼死冲开个口子跑了，但杨伯涛和覃道善就没那么幸运，直接做了俘虏。 后来杨伯涛和覃道善在战犯管理所里，每每想起那天下午四点，看着黄维的坦克屁股冒着黑烟绝尘而去，心里那个恨啊。要是当时手里有具火箭筒，估计他们能毫不犹豫地把老长官的坦克给掀翻了。 除了这些生死大恨，黄维平日里的指挥风格，也让部下积怨已久。 黄维这个人，说是将军，其实更像个古板的教书匠。他当兵团司令，那是“赶鸭子上架”，人际关系处理得一塌糊涂。 比如蒙城之战，这么大的军事行动，黄维连个会都不开，直接下令开拔。杨伯涛当时就住在蒙城里面，离黄维指挥部近在咫尺，结果事前一点风声都没收到，接到命令时一脸懵逼，稀里糊涂就被黄维带进了包围圈。杨伯涛后来回忆说，当时就预感要完蛋，但军令如山，不得不送死。 最让人心寒的细节还在后面。 双堆集被围到最后时刻，冰天雪地，粮弹两缺。十二兵团的伤兵估计有近万人。作为最高指挥官，黄维是怎么对待这些为他卖命的兄弟的？他只让工兵部队挖了几条简易壕沟，把伤兵往里一扔，有的连壕沟都没有，就直接躺在野地里。 那时候是严冬啊，缺医少药还没吃的。杨伯涛亲眼看着轻伤的拖成重伤，重伤的直接冻死饿死。 而与此同时，士兵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副司令胡琏从南京飞回来时，带的一堆香烟、水果、洋酒，就堆在兵团司令部里。一边是伤兵在雪地里哀嚎等死，一边是司令部里的洋酒罐头。这种巨大的反差，足以摧毁任何一支军队的军心。 所以，当黄维在功德林里挨那一巴掌的时候，真的没人同情他。 这也就解释了那个耐人寻味的结局： 被黄维坑得最惨的杨伯涛，1959年第一批就特赦了；差点因为毒气弹掉脑袋的覃道善，1961年第三批也特赦了。而那个自诩“忠臣”、看不起部下改造的黄维，一直等到1975年，也就是最后一批才走出战犯管理所。 他在里面孤零零地待了27年。
